习总书记先后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理论支撑。此后,我国各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和国际化发展达到了空前高度。商务部的快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行业的对外投资额高达1 171.20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稳居世界前三。在我国对外投资大军中,国有企业投资占比高达48%,国有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为16.70亿万元。而我国的监管体系与规模庞大的境外国有资产并不相匹配,境外资产的监管力度远小于国内,长期处于监管缺位或者监管失效的状态。中国铁建和中航油等央企国企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就是佐证。如今,受经济贸易战和全球疫情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热情回归理性,但如何监管留存下来的巨额境外资产,保证国有资产安全,促进其保值增值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和寻租理论为基础,从国有企业境外资产风险来源、境外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其监管措施等角度,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大多结合国有资产流失的失败案例进行事后监管,研究内容没有突出境外资产监管的特殊性,依托于境内投资主体来完善境外资产监管体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为本文深入研究境外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留下空间。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国有企业监管境外资产的现状,本文特选择了F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分析F公司在境外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为同行业或同类型企业在该问题上提供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指导意见。本文以文献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首先对F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简单介绍。其次,从宏微观两个角度分析F公司在监管境外国有资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层面,国资委等行政监管主体的定位不清,职能边界模糊;我国针对境外资产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境外投资环境;国家审计在监管境外国有资产当中,也未能发挥威慑作用,存在监管滞后和缺位的情况。企业层面出现的问题有:F公司境内母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导致境外子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公司境外经营目标不清晰,监管制度体系不完善,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控制薄弱;现行的境外监管措施也未能发挥实际效用。之后,本文进一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国家宏观层面的原因有国资委法律地位不明导致其职能定位不清、境外国有资产产权关系不明导致政府监管不力、境外环境复杂多变导致制度针对性不强、审计时间和审计范围受限导致国家审计监管缺位。导致企业层面监管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治理能力不足和缺少具有境外针对性的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对案例的研究,本文综合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加强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监管的建议:一是明确国资委等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能边界,设立独立的境外资产监管部门,统筹全部的境外资产管理工作;二是要完善境外资产的监管法规,突出“境外”特点,加强其产权管理工作;三是通过委托审计、“云审计”等方式发挥国家审计的免疫作用;四是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吸引各种所有制经济融入国有企业,优化境外人事制度,提高境外人员的综合素质;五是强化以资金为链条的监管模式,建立境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三位一体”的内部监管机制;六是发挥社会审计的辅助作用,注册会计师不仅能发现境外资产监管的问题,还能为国家审计监督和内部审计优化提供支持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