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流动叙事中的身份重构 ——《二世女儿》、《浮世》和《食肉之年》中的负情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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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是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群体生命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日裔在美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具有族裔色彩的流动。第一次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后,彼时西海岸的日裔被全体迁徙至内陆的多处拘留营;二战之后,打散重制的日裔劳工浪迹于美国内陆各州重建家园,再次重启了日裔流动;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往来于亚太经济圈的跨日美人士进一步复杂化了其群体的流动。日裔流动往往源于其族裔背景而引发的被迫选择,流动主体由此滋生大量负情感,彰显其生存危机与身份困境。本论文因此选取三个负情感作为切入点,引用负情感的文化政治视角,将负情感视为一种政治动能,利用其诊断时局,反向激发主主体能动性、社会修复性的颠覆力,讨论三个流动时段叙事中形塑近乎三代日裔流动主体负情感的社会结构,以及负情感驱动主体重构自我身份,颠覆霸权的另类潜能。因此,本论文大框架按照战时、战后重制以及跨国流动三个阶段依次陈铺,小章节基本按照情感运行机制及文本表征、情感产生的社会原因、情感的动能三个方向纵向展开。本论文第一章挖掘二战时期日裔流动主体的羞耻感,分析文本为《二世女儿》。战前,在美国化和东方主义话语挂帅下,日裔因族裔背景被矮化为“永远的外国人”乃至黄祸,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强化了日裔对污名的内化,种族耻感萌生。日美战争爆发后,日裔被妖魔化,并被迫迁徙至拘留营,进一步强化其耻感。营区中对日裔实施的柔性管理和美国化教化使得其种族羞耻感抵达顶峰。羞耻推动主体积极调试认同位置,不断美国化,表现美国忠诚,且令日裔自传直接批判美国种族主义的论述遁形。吊诡的是,流动叙事中日裔主体过于羞耻,导致自传文本过于忠诚于美国化叙事,反而暴露出美国化叙事中过滤掉的另类颠覆性叙事。日裔流动叙事成功将族裔羞耻转化为美国国家羞耻。第二章挖掘战后重制时期受创日裔流动主体的恐惧情感,分析文本为《浮世》。从拘留营释放后,日裔被政府鼓励流散融入主流社区,受创日裔劳工长期无力定居的流动生活放大着其再次被迫害的恐惧。恐惧推动日裔进入家庭空间寻求庇护。战后新崛起的白人中产郊区家庭又进一步牵引日裔定居的欲望。流散于南方的日裔按照白人中产郊区家庭模式安家,以获得白人身份与扎根的幻觉,并远离其族裔创伤历史,却重复了家排斥他者的逻辑。日裔被黑人和白人孤立,族群内部女性被禁锢、男性经济压力大,日裔社区内存在恶性排挤,导致家与社区分裂。家非但无法治愈创伤,反而成为了一个暗恐空间。恐惧驱动三世日裔女性主人公逃离中产家园,重获女性身体自主权,重建自我与外界关联,并将族裔创伤转化为族裔认同和赋权的资源。在拥抱日裔历史中,日裔获得安全感,并在无家中形成其杂糅身份。第三章挖掘跨国时期日裔游走的跨国集团中蔓生的恶心感,分析文本为《食肉之年》。美日资本、文化与政治的流动与交流推动着新一代日裔跨国流动主体的形成。这些流动主体因其双重文化背景一方面被跨国集团利用其经济价值,但跨国集团中渗透着美国国家霸权意识形态,并被日本对美国光鲜中产白人异性恋所代表的现代性欲望所强化,因此,日裔连同其他边缘群体被视为恶心物。流动主体与此同时反向滋生恶心情感,一方面利用恶心的吸引性与修复性,引导强势恶心主体游离于霸权秩序并回归自我;一方面利用恶心的干扰性不断扰乱跨国集团贩卖的国家霸权思想,召唤主体流变弱势。在颠覆霸权守卫弱势中,日裔也形成了其世界主义者身份,并推动日美弱势主体实现跨国联盟。日裔三个时段的空间流动折射着其族群在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无法流动的困境。但纵向来看,日裔流动的空间日益开阔,负情感的意向性不断拓展,颠覆霸权的能动逐渐增强,身份选择日渐多元。从战时美国化意识形态统领种族治理时期,族裔文化身份被误识为国家身份、到战后重制时期,族裔创伤历史构成族裔身份负担,再到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时期族裔文化背景成为跨国资本争夺的目标,日裔流动主体三个流动时期的身份挣扎浓缩着亚裔美国群体三重身份定位困境,并被日美地缘政治与全球资本经济所牵动。在负情感的驱动下,从拒认族裔自我,积极宣拥美国国家身份,到拥抱族裔伤痛重塑族裔文化身份并想象另类家园,再到构建世界主义身份,日裔流动群体的身份重构不仅控诉长期的族裔不公,且呼吁族群共居和与跨国弱势他者的伦理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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