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政府时期,澳大利亚智库对中国相关议题的关注度较高,其在澳大利亚对华决策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澳大利亚对华决策的动态机制和对外政策制定主体两方面。在动态机制方面,本文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指出澳大利亚智库在莫里森政府对华决策中发挥了推动议题供给、设置优先议程、形成政策方案的功能;在政策制定主体方面,本文从澳大利亚政治体制结构出发,分析了澳大利亚智库与澳大利亚不同政策制定主体在资金来源和官员交往中的互动关系。将莫里森政府在不同议题上的对华政策与主流智库在不同议题上的对华政策建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智库在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议题建议与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贸易投资、南海问题、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援助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等相关议题中,澳大利亚智库的政策立场呈多元化倾向,莫里森政府的对华政策呈负面倾向。随着中美关系的动态调整,澳大利亚主流智库中呼吁中澳关系恢复常态的声音逐渐增多。智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澳关系的走向,中国可通过多方位智库外交、保持中澳智库沟通对话等形式为中澳关系恢复常态创造更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