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建国后北京大学编写的4套基础阶段日语精读教材——《日语》、《基础日语》、《新编基础日语》、《综合日语》为对象，从历时性研究的角度对其编写背景、教材内容以及理念的变迁给教材编写带来的影响等进行了整理和考察，并且以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为依据对上述4套教材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首先，依据被采访人的讲述内容以及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所搜集的资料，对1949年以后北京大学日语教育的历史以及北京大学所编写的日语教材进行了梳理。　　然后，从语音、词汇、注释（语法）、课文（文章和对话）和练习等5个方面对4套教材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语音教学历来受到重视，并且逐步得到完善，语音练习也从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区分和单词层面转向与实际运用相关的练习形式;词汇教学中从早期开始注意到汉语学习者的优势，几乎从一开始就导入汉字，词汇练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多;语法从偏向于词形和词义的解释转向重视功能意念、重视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导入，例句也从重视形式转向重视信息传达;课文中所选文章的主题经历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学校、文化的变迁，出处也从以引用原文为主转变为以自行编写为主，而对话也越来越重视场景的说明、出场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更加地道的日语;练习反映出教材与教学法之间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重视翻译练习，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重视句型练习，21世纪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重视输出、重视语篇和重视任务型练习、合作学习的倾向。但同时也存在以下尚需改进的地方，如语篇层面的语音知识相对不足;词汇的解说尤其是词汇表偏重发音和词义而忽视实际运用;语法解释中缺少上下文和场景的提示等。　　在此基础上，利用第二语言习得和教育工学的相关理论，从整体构成上对4套教材进行了综合考察。结果表明:建国初期主要依靠教学经验编写教材，随着时代的推移，教材编写中开始有意识地践行二语习得等相关理论，另外，最初的日语教材比较注重新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导入和巩固，而最近的教材开始认识到导入和巩固的重要性。此外，建国后我国日语教学理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重视知识传授→重视技能训练→重视实际语用能力→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推动了教材编写的进步。上述二语习得的理论和教学理念变化带来的影响也开始逐步体现在日语教材的编写过程中。　　对1949年以后北京大学日语教育的历史以及北京大学所编写的日语教材进行整理，不仅能够完善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日语教育和教材编写的历史，同时，也会为今后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日语教育和教材编写的历时性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对教材各个部分进行综合全面的考查研究，不仅能够把握1949年至今的日语教材的变迁，同时，也会为今后的日语教材研究提供基础。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汉字圈乃至整个日语教育的发展。从第二语言习得和教育工学的角度出发对教材进行历时性研究，不仅能够把握迄今为止语言学、教育学等研究成果在教材中的应用情况，同时也是对教材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　　论文最后对今后教材开发的课题进行了展望，并指出了论文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