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传染病历史以来就一直威胁着人类健康,当某种传染病一旦爆发或流行,不仅会引起广大群众的恐慌心理,也会造成国家与地区的沉重经济负担,因此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所面临的传染病风险因素也是多种多样,自然界中的各种因素,包括生态环境、气候、地理等条件,细菌、真菌、病毒等多种生物致病源,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行为习惯等均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并对公众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应该从整体上对传染病的风险因素进行把控,包括对传染病本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对风险变化趋势的预测预警、对风险实施干预控制等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保障公众的健康。目的:研究遵循“现状分析-优化策略”的研究思路,聚焦于浙沪传染病领域,评价和衡量浙沪传染病监测系统的建设水平,总结浙沪传染病监测系统建设的优势与不足,并通过定性梳理和定量验证的分析过程明确体系建设不足的问题所在,并探寻突破重点,最终形成对未来传染病监测系统的发展战略和优化策略。方法:本研究在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和政策制定科学程序的指导下,于2018年3月—8月收集文献资料和政府公开发布的报告,资料收集完成后使用Excel和SPSS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并采用差距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解释。结果:(1)识别传染病问题本底状况的能力浙沪已经利用监测系统开展了广泛的传染病问题识别,上海78.8%传染病的问题已经有了发病率等敏感指标信息、三间分布、影响因素识别等信息的发布,较浙江高1.9%;经量化后得到2017年上海识别应关注传染病问题本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程度为49.9%,浙江省为45.4%;两地识别传染病本底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方程解释程度均高于70.0%。(2)预测预警传染病风险的能力上海市能够根据传染病的现况做出发病率等敏感指标信息变化或预测、问题发展趋势预警等的问题占比并不高,为55.8%,低于浙江省的63.5%;经量化后得到2017年上海市根据传染病监测系统对传染病风险预警程度仅为1.13%,浙江省为0.9%;相关回归分析后发现上海市对传染病风险预警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浙江省对传染病风险预警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3)提出干预应对措施的能力浙沪经过监测系统监测后发布的所有资料中,涉及到对传染病问题提出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行干预控制等相关内容占比分别为75.0%和78.8%;经过量化得到浙沪2017年总体利用监测系统提出传染病干预应对措施的总体能力分别为2.6%,25.9%;相关分析后发现浙江省提出传染病干预应对措施的总体能力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尚未发现相关关系(P>0.05)。而上海市提出传染病干预应对措施的总体能力较高,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0.01)。(4)开展应急处置的水平浙沪两地利用监测系统所发布的所有信息中,上海市涉及到提出应急处置措施的问题数占比较浙江省高,为76.9%和5.8%;量化后得到上海市的应急处置水平为6.6%,浙江省的应急处置水平仅为0.9%;相关回归分析后发现浙江省传染病应急处置总体水平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呈正相关(P<0.05),可能由于近年来浙江省传染病应急处置水平不稳定有关,上海市提出传染病干预应对措施的总体能力较高,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0.01)。(5)干预政策效果评估程度浙沪两地涉及到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估的问题数占比并不低,在已关注的传染病问题范围中,分别能够达26.9%和63.5%;量化后得到浙沪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分别仅为0.26%和4%,较2000年仅提升了0.16%和2.7%;相关分析后发现浙江省提出传染病效果评估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之间尚未发现相关关系(P>0.05)。而上海市提出传染病效果评估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P<0.01)。结论:(1)浙沪两地传染病领域问题识别状况工作已有序开展,并正在步入规范化和完善化,为传染病风险预警和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浙沪两地的传染病监测系统基本没有发挥风险预警的作用,所收集的信息没有被充分利用,在风险预警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资源浪费。(3)浙沪两地利用监测信息提出干预应对措施的能力正在逐步提升和加强。(4)浙沪两地监测系统的数据信息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并未对应急处置措施的提出和开展提供有力支撑。(5)浙沪两地对于传染病干预效果评估的机制并未建立,评估状态不稳定,监测系统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并未很好的支撑传染病问题的干预效果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