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主义与邹平、定县所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多联系。实验主义在邹平中体西用的乡村建设理论框架中,处于“用”的位置;实验主义与定县乡村建设团体在理论、原则、方法和实践都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从实验的角度对比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虽然在模式、方法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在实验中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以社会和学术为本位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国民政府实现了实验与政治的联姻。在知识界,关于实验能否应用于政治,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实验是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的,而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持怀疑的态度。实验与政治应该如何联姻,知识界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乡村建设实验应该隶属于政府之下,有人反对实验与政府联姻,晏阳初等人主张与政府进行平等的合作,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应该利用政府并最终取而代之。但在实验与政治联姻的实践中,实验已被政治所扭曲。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形势的日趋严峻,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现实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实验的时效和实绩表明,乡村建设运动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验变成了粉饰、浪费、逃避责任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而农村派和陈序经、吴景超等人则对此提出了批评。乡村建设者们以革命者自居,而农村派则把他们看成是实用的改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