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背景下,纷繁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之间的持续互动与交叉,导致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治理对象转变为生成性和异质性的科技社会系统,在其中不仅包括内生的科技风险,还包含社会维度的风险的“人为放大效应”,这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有鉴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于现实国情,推陈出新,适时地提出了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效地回应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治理需求。本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以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和科学技术思想作为理论指导,来进一步阐释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内在诉求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厘清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构建出共同参与、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体而言,面对着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极端不确定性特征的社会治理情境,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自上而下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难以实现多重风险的及时、有效应对。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利益和意愿的表达不断丰富,纷纷开始尝试直接参与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的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不仅具备深邃的理论渊源,还具有严谨的历史生成逻辑和扎实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广义的社会维度和科技维度出发,结合疫情来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所面临的实际困境进行概括解读,同时从理念、主体和规则三重维度出发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本研究认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树立“法治”思维,同时在遵循政治认同、信任和责任的规则基础上各自扮演好恰当的角色,其中政府决策者需要回归“守夜人”的角色,专家需要扮演“诚实代理人”的角色,公众则既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决策委托人”,同时也是“权利人”,而社会组织需要扮演“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总之,面对社会治理情境中充斥的极端不确定性,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当代社会治理需求,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化解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吁求,厘清了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实现共同参与、合作治理,最终能够切实地降低社会运行中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