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将唐宋婉约词置于历史文化视野的宏观体系中，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来加以综合审视，同时，依据文学自身发展与演进的内在规律性，界说婉约词的基本审美特征，并对婉约词的演变进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予以“远距离”与“近距离”的审美观照。既宏观上把握婉约词在各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在个案上以唐宋词大家名家及其婉约词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时期的婉约词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及声韵情调等方面所产生的审美意蕴，以期深入揭示词体文学样式独特的美感特质。这乃是词学本体研究的核心问题。全文共分五章与结语部分： 第一章论述婉约词萌生的历史文化渊源，从词体的音乐性、地域文化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三个层面溯源讨流，并加以概括总结：倚声填词是婉约词萌生的直接因素；西蜀南唐文化的形成对婉约词的“阴柔”特性产生了间接的作用和影响；社会历史变迁又是文人创作心态转变的重要因素。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了唐宋婉约词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章探讨婉约词所确立的范型。一方面是《花间》“冠冕”：温庭筠与韦庄以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为婉约词体式的创立奠定了基石，并以《花间》词为审美对象，从题材内容的香艳性与深婉的抒情性方面，总结婉约词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与《花间》词有所不同的是，以南唐冯延巳、后主李煜词为典型形象，揭示婉约词蕴含着凄恻哀伤的抒情基调。尤其是李煜词的艺术创作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从男欢女爱、相思离别这类相对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里，开始步入社会人生以及生命本体的多维情感空间，含思深沉，意味隽永。 第三章讨论婉约词在北宋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继承和衍变，并分析婉约词创作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意蕴。北宋以汴京为中心城市经济的繁盛，士大夫文人歌舞享乐的社会风尚及其独重歌妓之传唱这三个方面，对婉约词得以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点考察以晏殊、欧阳修与晏几道工于小令的艺术创作上，他们并非是简单地沿袭南唐五代词风，而且形成了婉约词独具的艺术特色，显示出婉约词衍变的审美趋向。即以男女恋情为核心内容的婉约词中，那些被理想化的佳人形象，不再是单一地表现男女恋情的忠贞持守，同时融入“多情士子”的情感生活与身世经历，蕴含着士大夫文人学士的性情与襟怀。这两种情思相互交融，含蓄而清雅，深挚而凄苦。同时，着重于柳永大量创制慢词长调，抒写下层市井青楼女子的情感生活和爱情体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富有鲜活生命力，更能抚慰文人漂泊天涯、凄凉独处的心灵创伤和情感寄托，词在宋代虽视为“小道”、“末技”，文人们却愈来愈离不开它。 第四章探讨婉约词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北宋之交进一步地深化与拓展，以苏轼、李清照和周邦彦三位杰出词人为重点研究对象，展示他们的词体观念与创作实践中“豪放”与“婉约”两类对应物的交互激荡与融合，对婉约词的题材内容、审美意蕴及其艺术形式等方面的深拓，颇有建树。苏轼的婉约词很有造诣，首先离不开苏轼文化人格魅力。苏轼文化人格的成因，与其卷入北宋文人的新旧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经历人生的几重磨难之后得以升华，对“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念，不仅对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题材内容与审美意蕴方面，深拓了传统意义上的婉约词，使婉约词的抒情内涵由最初单一的男女情爱出发，渐次渗透与融入文人学士的品性、修养与襟怀等情感层面，进而体悟世事人生，增强了社会生活的时代感，最终成为情感体验的多维审美空间，这也正是苏轼婉约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由男性词人群体占据统治地位的宋代词坛上，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敏锐的情感艺术，由“男子而作闺音”到“闺音”发自女性自身，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并深切感受和抒写了宋代政局动乱中人事沧桑之感与身世沉沦之叹。李清照以女性文人的独特身份在词作中塑造女性的自我形象，展示身处特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女性真实而深沉的内心情感，区别于男性文人性别视角的独特的情感审美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李清照对婉约词的独特贡献。周邦彦对婉约词的“集大成”，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所体现的艺术成就：精通音乐，熟解声律；讲究曲折回环的结构，缜密典丽的词章；沉郁感伤的抒情基调。需要指出的是，周邦彦婉约词不仅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内容，寄寓着词人的身世经历。 第五章探讨婉约词在南渡之后的词体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所呈现出的演化情况。首先，分析南宋词坛创作主体所身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婉约词的演化，同时，南宋词学观的建构，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与延深：对曲子词发展演变的历史总结，指出乐歌关乎国运兴亡的必然；推尊词体，使词与诗的地位等同；倡言雅正，讲究协律、词章，并对婉约词的演化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接着，重点考察探析婉约词在创作实践上的演变情况。北宋词坛基本上是婉约词的情感艺术世界，而在南渡之后至宋季这一阶段，婉约词以姜夔、吴文英与张炎为代表，与“豪放惟幼安称首”的豪放词双峰并峙，难分轩轾。作为英雄豪杰兼词人的辛弃疾，又能“摧刚为柔”，“牵雅、颂入郑卫”，提高了婉约词的艺术品格。这也充分体现了婉约词抒情内涵的复杂多样成分。在南宋中后期至宋亡，婉约词以姜夔、吴文英与张炎为代表的艺术风格，已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婉约词有了很大的不同：创作主体的情感特征又有了多元化的表现，营造幽韵凄冷的感伤情调，寄托文人学士身处乱离社会的人世情感；婉约词发展至南宋中后期，它已经摆脱了“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民间市井层面，而曲终奏雅；南宋一些精通音乐的词人纷纷自度曲调，追求声与辞和谐统一，力求完善词体的音乐性，营造词乐相谐的审美效果。 结语部分认为唐宋婉约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具有历史存在的必然性，成为不可替代的情感艺术精品。要体认其中丰富的意趣神韵，进而深入揭示词体的审美特质，这既不能脱离时人的审美情趣，又不能以今人的审美眼光去褒贬“时代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卓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大师，其艺术创作风格必然是多样的。着眼于词体风格与流派的多样性，豪放词与婉约词之大致划分，不会定于一尊，确有商榷之处。然而，“豪放”与“婉约”作为刚柔两类对应物，唐宋词中也确实存在着两股彼此消长的创作趋势。重新审视婉约与豪放之惯性说法，继而将占据词坛主导地位的婉约词视为文学/文化现象，予以审美观照。其优势正是便于把握词体文学样式的审美特质，进而有益于对词学本体的理解、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