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危害的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损害的是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腐蚀的是法制社会的基石,自古以来都是统治阶级的重点打击对象。而《唐律》作为封建法典的集大成之作,虽然没有独立的受贿篇章,但其中关于受贿行为的法律规定极为完善,散见于各篇的法律规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惩治受贿的法律体系。本文通过对《唐律》及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的条款进行微观层面上的对比研究,填补以往微观层面上的研究空白。《唐律》和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的条款各有其特点,用现代眼光审视过去法律,我们无法断定哪类规定在全面性上比其他法律更胜一筹,只能建立在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完善当前法律制度,使之不断向现代性和科学性的方向发展。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唐律》与现行刑法在司法解释的效力、行贿及受贿的赃款赃物的处置、定罪量刑的标准、犯罪主体、对“监临主司”的特殊要求、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以及单位犯罪等方面均有异同之处,而《唐律》中对“监临主司”的特殊要求及“受所监临”条款对现行刑法的受贿立法依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对受贿罪的概念以及《唐律》及现行刑法中关于受贿的立法渊源、立法发展、立法现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梳理《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受贿行为的具体的立法规范,重点比较司法解释的效力、行贿及受贿的赃款赃物的处置、定罪量刑的标准、犯罪主体、对“监临官”的特殊要求、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以及单位犯罪等方面的异同。第三部分是在基于上文比较的异同之处,吸取《唐律疏议》在立法中的精华之处,一方面以“一把手”量刑现状为基础,结合《唐律》中对“监临官”的特殊要求,提出关于加重“一把手”受贿行为量刑的立法建议,另一方面依据《唐律》中的受所监临条款,针对单纯受贿行为,结合“感情投资”的猖獗现状、学者对“感情投资”的态度、现行刑法立法上的疏漏提出将单纯受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具体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