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环境标准以倒逼企业低碳环保转型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但其是否同样适用于尚处在转轨期的新型中国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在国际减排承诺与国内环境资源限制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于2013年6月起先后在深圳、北京等七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本文利用中国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构建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环境补偿效应。本文实证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管控企业碳减排，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中国实现了环境红利；但是，对管控企业减排的内在机制却发现，管控企业主要通过减少产量这一生产经营决策的调整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减排投资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现阶段在中国还并不能兼顾环境与经济红利，实现波特效应。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效拓展了既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主体影响效应的研究范畴，实现了市场型环境管制的政策效果研究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推进，为中国提高环境标准以推进企业低碳环保转型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证据，对于后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