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吏犯赃是吏治的重要问题,如何防治值得探讨。唐代赃罪连坐制度作为“从重”惩处原则的集中体现,有必要探讨其制度设计及实际运行。而舆论约束作为防治犯赃的非强制手段,其具体施行及效用的探讨亦为唐代赃罪防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欲通过整理唐代赃罪连坐的诏敕及案例,探讨唐代赃罪连坐制度及其实际运行。并选取唐代官吏犯赃具有特殊性的岭南、江南、关中及剑南四个地区,以岭南为例对比探讨唐代特殊地区赃吏特点及廉吏作为。以及从唐代官厅壁记、民众乞留及德政碑三方面出发,探讨官吏、民众及政府共同构成的舆论约束,由此探究唐代关于官吏犯赃防治的理念设计及实际效果。本文通过三章集中探讨,得出唐代赃罪连坐从制度设计来看,该制度反映出唐政府对于官吏犯赃的认知态度及以惩戒贪的中心意图;从实际运行来看,该制度在实际应用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官吏内部积极发举犯赃官吏,但有时会因帝王态度、官吏身份门第及政治斗争等因素出现偏差,背离制度设计本意。而唐代官吏犯赃特殊地区各有特点,如岭南地区官吏犯赃与海外贸易存在密切联系,江南地区官吏犯赃与江南经济开发、唐后期京官外官俸料钱的变化有关,关内、京畿道对比剑南道呈现出职官位卑赃多的特点,与京畿职官的特殊地位及职掌有关。地方官吏犯赃原因复杂,官吏群体内部的少数廉吏作为虽有短期防治效果,但仍显不足。另外唐代官吏犯赃的舆论约束是官吏、民众及政府共同构成的,具有统一性。唐代官厅壁记虽然理论上有助于劝廉戒贪,但官吏内部实际存在包容性,真实效果有限。民众乞留与德政碑在民意真实及德政碑文真实的基础上,有利于防治赃吏,反之则不然。这种三方共同构成的舆论约束背后隐藏着唐代地方考课、任期制及上情下达等制度痕迹及问题。概言之,唐代持续重视官吏犯赃的防治,政府、官吏、民众三方均有所作为,实际效果以官吏内部的自我约束最为薄弱,究其缘由在于官吏群体秉持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