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化作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模糊了产业之间原有的边界分割,推动产业体系走向融合型的发展轨迹,特别是由“北斗+新基建”组成的信息服务系统的推广应用,将会推动三次产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深化融合,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极其紧密的关联性,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持,制造业的高层次需求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可靠载体。那么,如何乘着产业融合发展的东风,高效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纽带的效能,进而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本文重点研究且深入探讨的问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时期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指标,尝试遵循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步伐,量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两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包括剖析其函数关系、作用机理、异质性效应等,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制造+服务”的组合优势,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在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中发现,有关产业融合的研究多集中在工业与信息产业之间、农村的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互联网+”式三个方面,关注其他产业之间融合的较少,专注“两业融合”的则更为罕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有利于跨行业汲取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获得产品、业务、市场的重组和扩展,进而使得原本独立的行业兼具制造属性和服务属性。当制造业朝着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展,使得服务要素在制造活动中的比重和地位愈发增强,那么这一路径可界定为制造业服务化;当生产性服务业朝着制造业领域延伸,使得制造要素在服务活动中的比重和地位愈发增强,那么这一路径可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两业融合”需要将制造业服务化和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统筹兼顾、有机结合,以深挖两条路径的发展潜能,充分发挥两大产业的互促作用,实现经济高水平发展。与产业融合相比,既有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则较为丰富,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如何科学度量全要素生产率。（2）如何评价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及作用路径是怎样的。而与第三个问题相关的文献中,较少有关注产业融合这一要素的,聚焦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领域的更是凤毛麟角。为了发展地区经济,“有为的政府”或将目光投向“两业融合”,而这一行为选择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技术效率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综合作用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价值或利润为纲的企业,无论是出于战略需要主动选择的融合化转型,还是为应对市场融合环境转变被动采取的自适应性调整策略,均需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市场运营、技术研发等进行一系列整改,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对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的解读,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解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依照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两业融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做法是:首先,采用基于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的双向融合测算法,创造性地对“两业融合”的产业融合度进行测算;其次,从省级层面出发,分析“两业融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影响机理及存在的异质性效应;最后,从企业层面出发,分析“两业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中介传导机制及存在的异质性效应。主要的研究结论:第一,利用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以制造业发展指数为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为产出,测算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融合系数呈现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特征。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在东中部特别是东部地区,虽然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但仍存在大量包括低技术加工、代工等在内的低端制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效果不强,而高端制造则较大程度依赖先进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效果同样有限,因而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的融合系数不高。在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数为投入、制造业发展指数为产出,测算出的制造业服务化融合系数中,同样呈现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虽然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但与其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发展基础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数量存在较大不足,供给结构与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匹配度不高,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都使得其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不强,制造业服务化融合系数不高。对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两条融合路径,制造业服务化的融合系数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化的融合系数,即“两业融合”主要依靠制造业服务化这一路径带动。为了能同时反映“融合深度”和“协调程度”,本文综合两条路径的融合系数,对谢康等（2012）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得到了2011—2017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两业融合”的双向融合系数。双向融合系数是由两条单向融合系数共同决定的,必然地,呈现出与单向融合系数相同的特征,即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第二,从“两业融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当两大产业的融合度较低时,融合发展不利于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但当融合度提升并高于一定水平后,融合发展会显著促进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正“U”型关系,但这层关系在不同的地理区位、不同的融合路径以及与不同类别子行业的融合中又表现出多重的异质性效应。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的回归中发现,“两业融合”对规模效率、纯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可见“两业融合”主要通过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效应作用于省际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外部市场环境对二者的作用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或市场规模较小的环境将放大“两业融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反之,则将缩小其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第三,从“两业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看,当两大产业的融合度较低时,其增长将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但当融合度增长并高于一定水平时,融合发展将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正“U”型关系,不过这一关系在诸多层面又表现出了复杂的异质性效应,包括企业的区位分布、所有权性质、行业要素密集特征以及“两业融合”的不同融合路径、不同子行业的融合这些层面。在对处于不同分位条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企业更容易从“两业融合”的发展中获得红利。最后,对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发现,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使得“U”关系曲线变得平坦且向左偏移,这意味着融合度的拐点值降低,但越过拐点后的“两业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强度被削弱。由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双重检验可知,“两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的正“U”型影响,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就如何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在宏观地区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问题上,多是从制造业服务化这一单向融合路径进行考察,研究两大产业之间互动融合的文献较少,而无论这两大产业之间是谁向谁伸出的橄榄枝,其结果均是“两业融合”,因此,本文创新性地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互动融合。第二,为了测算双向融合度,本文借鉴谢康等（2012）的方法,并在此方法上进行创新,使其既能反映“融合深度”又能反映“协调程度”。第三,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出发,研究“两业融合”对省际地区、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期望通过不同层面的双重考证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