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作为二十世纪英国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一直是文学批评界争论的对象,焦点在于如何对其作品进行定位,以及文学史上其应占据何种地位。由于格林在作品中对社会、道德、宗教以及人性等问题作以探讨,其被冠以宗教小说家、政治小说家、社会小说家以及获得较为广泛认同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名号。然而,格林同时被誉为杰出的讲故事大师,更有人将其视为通俗小说作家,原因在于其小说融合了通俗小说的刺激、兴奋与严肃小说的深层内涵。格林的作品大量采用通俗小说的模式,尤其是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的模式,使其作品在吸引批评家视线的同时,获得广大读者的青睐。格林的小说拥有广泛的阅读群体,是畅销书,这种流行性一度被视为有损于格林作为一位严肃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更多的评论关注格林小说中通俗性的一面,其作品的流行性所蕴涵的意义开始重新得以评价,同时其小说创作的意义也得以进一步挖掘。 格林在小说创作中所采用的文本策略是其作品融娱乐与严肃于一体的主要导因,其重点在于通过采纳并颠覆通俗小说的模式,使其成为传递小说严肃内涵的工具。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品中——宗教小说代表作之一《布赖顿硬糖》以及格林自己所划分的“娱乐品”代表作《恐惧部》——这种写作策略有充分的体现:《布赖顿硬糖》采用了硬汉派侦探小说的模式,但在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侦探小说的因子在与小说中所蕴涵的对于社会、宗教及人性等问题的深层思考相融合的过程中被削弱,甚至颠覆。由此而生成的小说文本可以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从多个层面加以解读:侦探小说,宗教小说,社会问题小说,或者心理小说。《恐惧部》小说采用的是间谍小说的框架,但其惊悚小说的因子在与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在寓意相融合的同时被削弱、颠覆。由此,《恐惧部》可以作为一部惊悚小说来消遣,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社会小说,或者是一部反映主人公内心变化的心理小说。 通过采用这样一种文本策略,格林摈弃了视通俗小说为低俗的传统观念,同时实现了其对小说写作的创新,其融通俗高雅于一体的小说文本可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实现了雅俗共赏。格林的小说跨越了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之间的界限,弥平了低俗与高雅之间的鸿沟,这与后现代主义小说消解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界限的创作理念相一致。后现代主义小说,尤其元小说的文本策略之一即是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