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二战结束,国民政府跻身四强之一。美苏两强在战争结束前即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所谋划,对于战后初期远东利益格局的考量和安排也基本上聚焦于处置日本和签订对日和约两个方面。国民政府作为战胜国,绝不愿重蹈一战后凡尔赛和约被牺牲的覆辙,积极配合美苏,认真努力地参与到这两个事关中国声誉、国际地位、战后国家安全、与美苏关系、对日关系等事务中来。为此,国民政府成立“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由政界要员、学界专家、报界领袖、民间名流等组成政治、军事、经济、索赔、综合五个小组,经过酝酿协商,独立自主地提出了一系列处置日本和对日和约的议题,诸如:关于日占领土、政治民主化、解散财阀和土地改革,解除日本军事能力、处理日本战犯战俘和侨民,日本战后工业水准、贸易航空、资产契约以及对日索赔等。通过五个小组反复讨论与集思广益,形成了将来提交到同盟国关于处置日本与对日和约谈判的一系列原则性议定。这些议定既彰显了为被日本加害的国家伸张正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德报怨、化干戈为玉帛的宏阔胸怀。随着战后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出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最初严厉抑制和削弱日本的设想方案,转而扶植日本,将日本塑造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前哨。苏联由于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故对于美国远东战略的改变也做了一定的妥协让步。国民政府即便有争当之心,却无争当大国之力,加之它在违反国民意愿、悍然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迅速土崩瓦解,“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竭尽全力所提出的处置方案及其相关议定,最终被废置。更为遗憾的是,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敌视新中国的种种政策,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参与处置日本与对日合约签订的历史机遇和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