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思考来自于对社会经验事实的一种直观:一切社会过程都是通过社会行动过程来表现、通过社会行动关系来实现的，因而社会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体的行动过程和行动关联过程。因此，社会过程就涉及到主体的行动与共同参与行动的框架，和行动关联方式的模式化结构性系统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关系。此外，本文思考的也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经典论题。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认为的，有关行动和秩序的预先假设是社会学展开的轨道，关于社会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自由和秩序问题展开，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亚历山大，2000:11、9）。社会学从人的活动、互动与人类群体生活及其秩序（结构）的关系上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杨善华，1999:3）。从社会学初创直到当代，社会学理论没有离开过对于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关系的关注。　　本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侧面，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溶渗、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另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何以能相互溶渗、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对此，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在社会主体的关联性行动和意义效应过程中，形成了主体共同参与的行动框架和行动关联方式的模式化结构性系统。所以，本文要论述或阐释的，简单地说就是，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如何促成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同构互生。显然，对于一个来自于社会经验事实的直观、产生于现代性进程和社会转型过程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生活本身，通过对于现代性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观察和研究，才能获得某种理论解释。　　归结起来说，本文的阐释或结论的要点如下:　　第一，"人的主体化"、"主体行动的意义化"与"主体资格的赢得"，是现代社会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同构互生的基本前提。　　现代性是"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化"，是不断推进和不断实现的过程，这种推进和实现构成了现代性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当人们从前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状态、传统生存和生计行动中"溢出"，打破传统神权和世俗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的"主体垄断"，普遍作为主体而"崛起"，这是"人的解放"的最基本的含意。同时，作为主体意味着对自我利益进行意义预设，具有对这种意义预设进行表达的意志，具有自主行动的能力，能够通过行动使自我的意义预设成为现实。所以，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的主体"，行动则是"意义化的行动"。　　社会主体只有在公共性的生活中、在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中，通过相互间行动意义的"效应"，才能使自我的行动意义预设被认可、接受和合法化，从而使利益预期得到现实化。这就存在"主体资格"的问题，因为，"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分配是按照合法要求和挣得的资格(entitlements)来进行的。这些期望和资格是由社会合作体制的公共规则来加以规定的"(J.Rawls，2002:116)。社会主体的资格是"赢得的"或"挣得的"，是经过主体间利益的辨析、合法性检验、话语交锋，通过反复协商、坚持和妥协、拒绝和让与，形成了理解、认可和相互接纳，并以法理形式确定下来，意味着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体能够终身进行持续的社会合作，始终使自己作为平等和自主的公民被对待从而参与社会生活。"赢得主体的资格"意味着，主体是一个有待不断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二，在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和行动意义效应过程中，结成了主体的自主地、平等地进行共同参与的行动框架，即现代社会的规范秩序体系。　　现代性过程形成了社会主体的多元并立、行动方式的殊异不同、行动功能的专门化、行动目标的偏好倾向，也推进了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结合与合作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体越是展示其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也越是要求与自我主体身份相符合的社会资格、主体间的平等关系机制，以及自主地、平等地进行行动共同参与的规范和秩序体系。正是通过现代社会主体间的行动关联性和行动意义效应，促成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而且推进着社会秩序继续不断地从前现代的传统中脱出，向更为现代性的方向转变。　　笔者从社会主体行动和意义效应与社会秩序的相互联系的角度，将这种转变过程具体描述为从压制型社会秩序模式向协议型社会秩序模式的变迁。现代社会秩序反映了现代社会主体在利益方面的基本共同性和一致性，是社会主体共同利益的集体意志表象。因此，现代社会秩序与主体行动意义预设的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共同性，将秩序的"限制性"与主体的"能动性"融为一体。不断推进社会秩序的这种现代性特征，是转型期加速期社会秩序转变的基本指向。　　第三，在社会主体的行动关联和行动意义效应过程中，构成了主体行动关联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模式系统，即现代社会结构。　　在社会主体和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社会成员关系的模式化结构系统也经历着转型和变迁。随着社会成员日益成为有自觉利益意识、并对这种意识进行意义表达的行动主体，随着社会行动共同参与的发展和行动意义效应的深入展开，也促生了现代社会结构--社会主体行动关联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模式系统。这一点从转型加速期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方面--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变--集中体现出来。　　从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说，社会利益结构也就是社会主体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行动关联方式的模式化结构系统。在转型加速期，现代社会主体通过相互间的行动关联和意义效应过程，日益体现出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改变了前现代性的行动资源配置方式，促成了社会利益结构的现代性变迁。笔者将这种转变过程具体描述为从压制型社会利益结构模式向协议型社会利益结构模式的变迁。现代利益结构是以社会主体（个体、集体、整体社会及国家）的行动关联和意义效应为基础达成的，能够反映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意志和要求的、进行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模式化结构系统。这一由主体的关联性行动和意义效应所型构的社会结构，可以视为事实上的意义框架。　　现代社会结构是一个在转型中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笔者用社会结构的"类型化"和"结构化"来进行描述和分析。在转型加速期，促使利益取向多元、行动方式不同、行动意义疏异的社会主体及其行动关联，不断结为整体上相互依存和交互作用的模式化系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归根结蒂还是要由社会主体及其行动关联和意义效应来做出实践上的回答。　　由上面的阐释可以推演出的一个结论是:社会秩序和结构转型的前景要"寄希望于主体"，也就是"寄希望于精英"、"寄希望于人民"。　　现代性是人的解放和社会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是由人作为主体来规划和实施的社会工程来推进的。"现代"是人自我型塑历史的时代。社会主体（个体、集体、社会和国家）将为自己开创和建构一个新的"未来"呢？显然，这取决于主体相互间以怎样的利益意义预设、情感取向、智性逻辑和理性筹划、意志和反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型塑一种能够表达基本共同意愿、促成公共性参与的行动框架和模式化体系。这也就是笔者思考和探讨的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意义效应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关系问题。　　固然，人对其历史进行创造和型塑的意愿的现实化，是受到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特定历史形式的限制和制约。然而，正是由于人在这种限制和制约之下能够对历史进行重新创造和型塑，才体现了人作为行动主体的真正意涵，才不断成就了人的主体资格。因为，正是由于这种限制和制约才需要人展示自我所具有的自主本性，展示自我作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正是由于人是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主体才需要对自我的自由行动进行限制和制约，需要一种规范秩序与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模式结构体系。所以，主体的自主和自由使得社会的限制和制约具有了必要，社会的限制和制约也使得主体的自主和自由成为了现实。如果没有社会的限制和制约，主体又何须再言自主和自由？又何以能够说明自己的自主和自由？这就是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一体性和两面性。这其中体现了一切社会事实所具有的二重属性之具体统一。　　总之，如果有行走在时代前沿的众多个人，就会形成一个引领时代的社会。社会主体在自我的行动关联和意义效应中，在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之间的一轮又一轮的相互渗透、彼此胶着、往复递进和无穷演替的过程中，促使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不断地投向未来。　　"寄希望于主体"，或者说，"寄希望于精英"、"寄希望于人民"，是笔者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现代性特征的一种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