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与反垄断法规制出现交叉的地方,由反垄断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有其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个人信息具有竞争价值属性,即作为价格竞争因素以及非价格竞争因素在数字经济中发挥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影响用户的使用质量与意愿。其次,传统侵权理论和专门性立法在个人信息保护过程中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救济路径并不能给个人数据信息提供充分保护,由于数据信息处于公开状态,损害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增加因果关系认定困难;另一方面,“通知—同意”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在市场竞争中其有限性更为明显,这需要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补充保护。最后,反垄断法对个人信息保护意味着互联网企业要在竞争市场中重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企业可能会以更高的隐私政策吸引注意力,增强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对个人信息从消极的自律保护变为积极主动的保护。对消费者而言,个人信息保护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其福利的增加。对个人信息进行反垄断法保护虽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反垄断法如何规制以起到保障的效果则存在难题。个人信息与市场力量的相关性界定存在争论,个人信息价值与传统的反垄断分析以价格中心型的路径难以调适,缺乏将个人信息价值转化为价格的计算工具,导致在实践操作中难以把握量度。此外,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具有多元性,它既保护经济效率,促进公平竞争又保护创新,维护消费者福利。当个人信息保护与其他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价值平衡等问题是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面临的挑战。个人信息反垄断法保护的完善路径可从理论和实践多重方面着手,理论方面可以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独立于价格的因素,对隐私的侵害即是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害,违反反垄断法;同时也可以构建个人信息市场价格的机制,虽然其价值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可从收集、不当访问、错误限制和二次数据使用等四种风险中较为客观的估计其具有的货币价值。从实践操作来说,构建个人信息反垄断保护制度具有实际意义,可类比传统的反垄断三大规制制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个人信息、禁止就个人信息保护达成共谋以及禁止以个人信息聚集为目的的合并制度对损害个人信息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另外还要注重建立反垄断法保护与其他个人信息保护规制的衔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