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苦难的书写,我们可以将其源头追溯到鲁迅、茅盾的那些书写20世纪初栖息在中华大地乡村中千千万万农民的苦难的作品,这是新文学作品中关于苦难历史最初的描述,他们的作品因描写了人类的苦难而震撼人心。苦难,以其所包含的人类精神中最坚实的力量,而使那些书写苦难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厚重的精神深度。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社会发生了翻覆的变化,中国,也呈现出了一个迥异于过去的新貌。社会的变迁必将牵动文学敏感的神经,因此,世纪之交的苦难写作也必然会呈现出新的特性。但学界对这一特定时期的“苦难叙事”的评析和研究,由于“缺乏一种宏观型、整体性和史学意义的视野”,因而,就难以从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准确地把握其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苦难叙事”的联系与区别,更难以有深度地追问形成这种联系与区别的复杂原因。基于此,笔者试图在梳理“五四”以来新文学“苦难叙事”的特质基础上,结合世纪之交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现状与社会意识形态来论述世纪之交“苦难叙事”的历史诉求与错位。立足于史学的角度,采取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河北籍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创作为例,来论述世纪之交部分作家对新文学传统的“苦难叙事”的坚守与变异,并期望通过阐释胡学文叙述的苦难经验及其叙述方式,揭示其“苦难叙述”形成的时代属性、意识形态特性、历史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及作家的个人性因素,为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苦难叙事”提供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触摸到消费主义时代“苦难叙事”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五四”启蒙思潮以来,对苦难的书写在其背后无不突出地耸立国家、时代、革命、人民、民族利益等宏大词语。个人的受难总是与这些高尚、煊赫的词语形成同构,个体的苦难成为祖国、民族、时代、人民受难的缩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段中,个体的苦难总是被“国家”、“民族”、“历史”、“社会”、“阶级”、“革命”等时代共名话语所修饰,成为讲述和验证这些宏大话语的合法性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学开始从传统严肃文学向消费主义文化迅速转向,中国文学中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尚深度和苦难的审美经验,被感性的、表面化的浅层感知方式所代替。挣脱了国家意识形态枷锁禁锢的文学,重新调整了自身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不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苦难叙事”的视角也由对庸常琐碎人生的关注,而不再去虚构一个为别人受难、为光辉的理想和愿望受难的神话了。但是,世纪之交的“苦难叙事”,在挣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掌控后,又无意识地陷入了消费主义文化之手操纵中。为了迎合消费时代大众的消闲娱乐心理,胡学文等的“苦难叙事”有意识的消解了“苦难”的悲剧性与崇高性的审美效果,并且尝试消解“苦难叙事”的深度。但却又无法建构起自己的正面精神价值。文学作品过于负重当然有弊病,但过于失重,缺少精神支撑的作品也是难以持久的。上个世纪末张承志等希求通过对“苦难”的书写来为人类守住一个精神家园的行动没能为消费时代的“苦难叙事”趟出一条坦途,但世纪之交胡学文等的“苦难叙事”迎合了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审美趣味,却亵渎了苦难原有的精神性光辉。“苦难叙事”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了“无法承受生命之轻”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