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学逐渐脱离政府扶持而独立谋生,文学作品日益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尤其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后,市场化、商品化迅速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战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加,文化的消遣和娱乐功能被强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新技术的发展甚至打破了文学原有的生产、发表和传播机制,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逐渐确立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法则。在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下,新时期“政治—人民—文学”的三元文学体制发生裂变,旧质消减,新质生成,以市场为尊的“新世纪”文学场逐渐生成。类型文学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应运而生。本文主要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对新世纪文学场中的类型文学进行研究和梳理,同时参考福柯的考古知识学的相关理论,试图透过表层现象梳理出新世纪文学场域中的深层结构与本质关系。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以题材为标准划分的类型文学遵循市场规律和读者要求创作,在市场中创造一个又一个销售奇迹获得经济资本进入“新世纪”文学。通过资本累积转换成权力,类型文学写作者们确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运作规范成为“新世纪”文学场的艺术法则,类型文学的写作者们通过采取符合时代语境的行动策略在新场中占领位置与空间,并从精英知识分子手中夺得“新世纪”文学场的话语权。类型文学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传统精英作家、评论家文学主体的关注,文学精英们一开始采取漠视态度,待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时则通过占领道德高地攻讦对方的方式进行权力自守,冷静过后又转为理性对话和招安诱惑以作为挽回自尊和话语权的最后尝试。而类型文学自发生就游离在体制之外,写手们始终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文学创作被看作是一种人人都可参与的日常实践,文学成为读者消遣的对象和写手赚钱的手段。类型文学的写作者们通过点击率获得经济资本,在文学产业化运作下不断累积资本,形成权力,对抗他们一向不耻的虚伪的精英知识分子,表达对现实秩序的不满,获得情感的发泄,类型文学叙事模式中展现的“逆袭+人生赢家”的模式表达的正是这样的生存隐喻。经历了80年代转型的文学好不容易逐渐脱离政治话语权威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了经济成为主轴的21世纪,在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新文学场中,梳理新场的关系与结构就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仍然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类型文学繁荣的背后不仅仅是当代人生存焦虑的隐喻,其生产、消费背后的权力关系揭示的是类型文学的“泛政治化”倾向和“文学政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