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组织为了在竞争中求发展也开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竞争机制来提升企业效益。此外,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疫情蔓延导致的经济重创,使得员工在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和紧张等情绪与日俱增。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对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消极面,比如危害员工身心健康、打破工作-家庭平衡引发家庭冲突、减少个体对工作的投入、阻碍创造力发挥以及表现更少的创新行为等。然而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重要的压力源,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阻碍性压力,也可成为一种挑战性压力,所以对其积极面的研究也应该引起广大学者和管理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动态化和复杂化,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压力源,是现在职场员工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工作重塑作为一种有效应对压力的主动性行为策略,个体可以通过改变对事物的认知,再调整相对应的行动,来消除压力情境下由应激源引起的问题或是减轻由压力情境所产生的情绪反应。研究表明,工作重塑能够有效激发个体的内在动机和个人主动性,是促进其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积极结果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适度的压力有利于创新,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员工个人特质考虑进来,也没有探讨过工作不安全感对不同程度的创新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本研究结合员工个人特质,从压力应对角度出发,探讨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不同应对策略（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预防型工作重塑）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应对策略在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双元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通过引入员工风险倾向这一调节变量,指出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风险倾向对工作重塑策略（促进型工作重塑、预防型工作重塑）和创新行为（探索式创新行为和利用式创新行为）的交互作用,为今后组织管理工作不安全感员工提供参考。针对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安庆市等多地的10多家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分时点的方式发放并回收得到305份有效样本,主要通过SPSS 24.0和MPLUS7.4等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信效度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了相关假设。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工作不安全感与探索式创新行为负相关,工作不安全感与利用式创新行为正相关;（2）促进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探索式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预防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员工风险倾向调节了工作不安全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即员工风险倾向越高,工作不安全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反之越弱;员工风险倾向调节了工作不安全感与预防型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即员工风险倾向越高,工作不安全感与预防型工作重塑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反之越强;（4）员工风险倾向调节了促进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探索式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员工风险倾向越高,促进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探索式创新行为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员工风险倾向调节了预防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员工风险倾向越高,预防型工作重塑在工作不安全感与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