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是为满足反腐败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在客观上司法机关无法查清差额财产的产生原因;另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主动对差额财产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的几率较小。廉洁奉公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在该种情况下,持有无法解释产生原因的巨额财产使其陷入不廉洁境地,业已对职务廉洁性这一法益造成了损害。而凭借常态化立法,刑法并未将该种行为纳入规制范畴,无法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因此,为解决这一困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运而生,以该持有型犯罪作为兜底罪名,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从而维护职务廉洁性。本文分五个部分对完善本罪立法进行论证。第一部分是论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基本原理。首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作出解释,引出不同学者对本罪概念中两个基本要素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其次,采用传统四要件构成理论,分析本罪的犯罪构成,重点研究本罪在犯罪客体和实行行为上的不同学说。第二部分对域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状态的刑事立法的比较分析。总结域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状态的刑事规制方式,归纳出以拟制的贪污罪定罪处罚,单独设立刑事不良罪等罪名以及在财产申报前提下的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三种模式,评析三种模式背后的理论依据,并提出我国宜采用的立法模式。第三部分是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一方面,从抽象的角度来谈,该罪受到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质疑,主要表现在实践导向下的功利立法目的、法益来源不明晰以及转移证明责任于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从具体角度来谈,刑法条文规制的实行行为不确定,责难点模糊,导致本罪的实行行为有“不作为说”“持有说”和“复合行为说”等多种观点。最后,从刑法体系上看,本罪存在罪与刑设置不相匹配的问题。第四部分是论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首先,明确原则。完善本罪立法应当坚持确定行为法益侵害性、明确本罪规制重心和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其次,对法条的完善给出具体的建议,包括在罪状中明确本罪的职务廉洁性法益,删除引起歧义的“责令说明”部分以及提升法定刑和增加财产刑,并对上述修改分别进行法理论证。最后,对法条修改后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第五部分是论述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建议我国应当及早建立并健全财产申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