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吟诵是中国古诗词文的创作和鉴赏方法,是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吟诵兼具歌唱的韵律节奏和朗诵的抑扬顿挫,体现了中国古代诗词独特的音韵美。由此,吟诵翻译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的声音效果。文献研究表明,目前吟诵研究主要关注方言吟诵特点、诗词吟诵节奏以及吟诵的社会应用等三个方面,而吟诵翻译尚未涉及。因此,本研究以中华吟诵经典《三字经》为例,根据吟诵的特点,结合韵律音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探究中华吟诵经典的翻译规范。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选取嘉静吟诵的《三字经》为源语吟诵语料库的音频资料,源语文本及目的语文本的语音合成音频建成源语及译语合成语料库。选取清代王相所注的《三字经训诂》为源语文本,Robert Morrison,Herbert Allen Giles,王宝童以及赵彦春四个译本为目的语文本,借助语音合成软件InterPhonic 5.0完成文字-音频转换,并使用Cool Edit Pro V2.1进行剪辑处理。研究时首先根据吟诵特点以及源语单句末字时长分布,将源语吟诵音频、源语和目的语文本及相应的合成音频各分为“吟”和“诵”两部分;再分别结合其不同特点,选择相应参数构建韵律音系学的吟诵翻译评价体系。“吟”部分选取时长及句末响音作为分析参数来体现其末字拖腔的特点,而“诵”部分则选取时长和音高作为参数来体现其与“吟”部分的和谐性。借助语音分析软件Praat的脚本运行功能提取文件时长、最高音高及最低音高等,且在每个子单元内平均选取10个采样点,记录各点的准确音高。在数据驱动下,数据差异指导研究关注点的变化,根据数据结果,结合例句分析,比较目的语文本及源文本的韵律差异。研究结果如下:“吟”部分中,综合时长与句末响音分析后发现赵彦春的译本最适宜吟。其80%的译句时长较源语吟唱句时长短,60%的句末词均以响音结尾,两者均有利于实现“吟”最显著的特点——末字拖腔。但结合例句分析发现,赵译本过分拘泥于“三字一句”的表达方式,导致译文在短的同时丧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因此仍需要进行内容扩充以及添加注解等修改。王宝童译本中79%的译句时长较短,但在句末响音方面欠佳,仅40%的译句句末为响音。Morrison和Giles的译本注重句末响音的使用但内容过于翔实,导致仅35%左右的译句时长较短。因此此三译本在“吟”翻译方面均不及赵译本。“诵”部分中,综合时长与音高分析后同样认为赵彦春的译本最适宜诵。Morrison和Giles的译句时长较源语合成句音频平均差异高达1s,且平均音高较源语过高、音高起伏度也过大,无法形成与其余“吟”部分在时长及音调上的和谐一致。王宝童译句在时长上较源语差异最小,仅0.3s左右,且在音高方面的差异也较小,但通过例句分析,发现其典故部分出现错译,且其音高起伏度体现出译句更倾向于语调较为生硬的祈使句,不利于《三字经》“劝学”思想的吟诵表达。赵译句时长与源文相比仅相差0.4s,音高差异也较小,在音高起伏度方面与源文更为一致,均倾向与使用感叹句来表达“劝学”思想,更适宜作为“诵”部分译本。本研究运用语料库手段,以韵律音系学为理论框架,结合吟诵的特点,以吟诵经典《三字经》为例探索中华吟诵经典的翻译规范,为推动中华传统吟诵经典翻译研究及中国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