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撤资与其投资活动一样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撤资?又是基于什么因素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撤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而且对于投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议题。本研究从组织生态观点和策略观点,对于在华韩国企业撤资以及撤资方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结果概要如下。首先,根据组织生态理论对企业死亡原因的解释,本研究设立了九个假设:(1)样本企业撤资与其在华投资经营年龄之间存在负的关系;(2)样本企业撤资与其在华投资经营年龄之间存在正的关系;(3)样本企业撤资与其初始投资额之间存在负的关系;(4)样本企业撤资与不同产业其他外商企业密度之间存在负的关系;(5)样本企业撤资与不同产业中国本土企业密度之间存在负的关系;(6)样本企业撤资与不同产业韩国企业密度之间存在负的关系;(7)样本企业撤资与同一产业其他外商企业密度之间存在正的关系;(8)样本企业撤资与同一产业中国本土企业密度之间存在正的关系;(9)样本企业撤资与同一产业韩国企业密度之间存在正的关系。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采用的变量及定义如下。以企业撤资与否作为因变量,以制度变量和生态变量作为自变量,在制度变量中,使用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在生态变量中,使用了企业密度。引入这三个变量的目的主要有三:(1)企业年龄变量主要是为了考察韩国企业死亡是否存在年龄依赖性,即韩国企业是否存在新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不利性;(2)企业规模变量要考察的问题是韩国企业死亡是否存在规模依赖性;(3)企业密度变量要考察的问题是韩国企业死亡是否存在密度依赖性。对于企业密度变量,考虑到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企业之间的互补竞争关系以及互补竞争程度有所不同,在具体分析中,把企业密度变量分解为以下六个不同变量:(1)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其他外商企业的互补性;(2)样本企业与同一产业其他外商企业的竞争性;(3)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中国本土企业的互补性;(4)样本企业与同一产业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性;(5)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韩国企业的互补性;(6)样本企业与同一产业韩国企业的竞争性。对上述研究假设采用的验证方法是二元罗吉特模型(Binary logit model),检验结果如下:第一,对于年龄依赖性假设,假设1没有获得验证,而假设2获得了验证。即样本企业随着年龄的增加,撤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表明样本企业明显存在成熟期的生存不利性。其原因主要是源于企业的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由于结构惰性的存在使韩国企业对中国当地经营环境变化不能作出有效回应,因而是促成韩国企业撤资的重要因素。韩国企业的结构惰性缘于其经营模式。就中国角度而言,在华韩国企业都是处在成长期的新生企业,但从韩国角度来看,这些在华韩国企业不过是一个履行其韩国母公司生产职能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大都采取“两头在外”(原材料、半成品从韩国进口,产成品出口韩国或第三国)的经营模式,从原材料采购、产成品销售直至人事安排均由母公司安排,子公司的经营权大都掌控在母公司手中,因而子公司缺少自主经营的内在动力。第二,规模依赖性假设3没有获得验证,即初始投资额与韩国企业撤资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投资规模作为新生企业的初始资源虽然有助于企业克服成长期的生存不利性,降低企业死亡的风险,但如果仅此而不注重持续开发当地的优势资源,储备新的市场知识和经验,就很难避免退出的结局。韩国企业在利用初始资源克服新生企业不利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持续开发中国当地新资源,学习并储备新知识和经验以有效应对环境变化风险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这是导致韩国企业撤资的重要因素。第三,企业密度依赖性假设4和假设5以及假设7和假设8都没有得到验证。即无论是不同产业的还是同一产业的其他外商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与样本企业之间都没有形成集聚利益,也没有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其原因有二:一是韩国企业与在华其他主要外商投资企业的空间分布结构有所不同。韩国企业投资多集中在山东半岛和京津地区,而台商、港商和日本企业投资多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二是韩国企业多采取“两头在外”(原材料半成品从韩国进口,产品出口韩国和第三国)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下,韩国企业无论是与当地其他外商企业还是与中国本土企业,生态位的交叠程度较低,因而不构成直接的互利关系也不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另外,对于韩国企业之间的密度依赖性假设6获得验证,而假设9没有获得验证。即无论是不同产业间还是同一产业内,韩国企业的集聚对于样本企业生存能力的提高均有正面影响。其原因是,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韩国企业间的外部经济利益源于交易关系的稳定和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节约;而对于样本企业与同一产业内韩国企业之间形成的外部经济利益而言,则是源于企业之间对于同类产品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相关信息和专门知识的共享。第四,关于各解释变量对撤资的影响程度,样本企业与不同产业韩国企业的互补性因素对于提高韩国企业生存能力最有利;其次为样本企业与同一产业韩国企业的竞争性。相反,因结构惰性导致的成熟期的不利性是都导致韩国企业撤资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根据策略观点,本研究构建了策略选择的环境——资源两维分析模型。这一模型为本研究从环境与资源两个维度认识韩国企业选择不同撤资方式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认识支点。在环境——资源模型中,根据环境与资源对企业策略选择的不同约束程度,环境与资源之间有四种组合:(1)环境有利,且资源充足;(2)环境有利,但资源不足;(3)环境不利,且资源不足;(4)环境不利,但资源充足。在第一种组合中,企业会选择业务扩张策略,这种策略超出本章研究范围,在讨论中省略。在第二种组合中,企业会选择退出非核心业务的撤资策略。在第三种组合中,企业会选择完全退出的撤资策略。在第四种组合中,企业会选择部分撤资的收缩策略。对于上述后面的三种撤资策略,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1)企业若放弃现有业务退出东道国,则撤资因素源于环境和资源的双重约束;(2)企业若收缩东道国业务,则撤资因素源于环境约束;(3)企业若退出非核心业务,则撤资因素源于资源约束。基于企业访谈资料,对于上述三个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显示,除假设3因缺少相关案例无法验证外,假设1和假设2都得到了验证。对此,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处在同一环境中的企业会采取出截然不同的撤资方式。从个案企业特质来看,对于采取收缩策略的个案企业而言,内部资源等级较高,竞争优势的基础主要是高等级技术和良好的产品质量,而不仅仅是成本因素,尤其是这类企业都是以中国内需作为目标市场,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对其撤资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从采取完全退出策略的个案企业来看,对于纯粹加工贸易企业而言,这类企业的资源优势较差,采取的是“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对华投资具有明显的成本导向动机,支撑竞争优势的基础主要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对于企业市场导向企业而言,由于中国内需是其目标市场,因而对于诸如优惠的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升值等环境因素的反应并不敏感,而中国市场需求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和商品定位等因素是其决定撤资的主要考量。综合而言,环境变化因素是韩国企业决定撤资的重要考量,但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变化都要导致企业的撤资。对于资源结构不同的企业而言,在同等环境条件下,其撤资方式具有很大不同。企业究竟撤资与否以及选择哪种撤资方式取决于资源与环境之间的适配程度,而这种适配程度则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优势结构。以上分析结论,对于韩国企业的在华投资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管理意涵。第一,不断开发新资源,积累新知识对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至关重要。韩国企业的撤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的事实反映了初始资源对于维持企业继续生存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最大边界。换言之,韩国企业拥有的初始资源已不足以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韩国企业撤资固然与中国的政策调整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有关,但资源优势结构脆弱是极为重要的原因。韩国企业要保持可持续的生存能力,就必须不断提高学习能力,重视中国当地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储备新的市场知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克服企业的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第二,母公司的资源结构对于提高其在华子公司生存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众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小规模企业生存不利性的普遍存在。初始资源有助于企业克服新生期生存不利性,可帮助新生企业度过一段蜜月期,而蜜月期长短取决于初始资源的优势结构。初始资源的优势结构往往取决于其母公司的资源优势等级。从在华韩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来看,多数企业生存年龄明显小于日本企业,表明韩国企业的资源优势等级尚处于较低水平。初始投资规模对于提高企业持续生存能力至关重要。但要成功经营海外业务,除了初始投资规模外,还需要对于产品、技术、管理以及营销等因素作出综合考量。因此,不断开发新业务,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对于提高企业生存能力,拓展可持续成长空间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投资区位选择要重视与不同产业间和同一产业内企业的关联效应和外部经济利益。同一产业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通常是加速企业死亡的因素,而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通常是企业生存的有利因素。多数韩国企业采取的是“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与中国当地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的其他外商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缺少关联,没能享有外部经济利益。韩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除了重视与韩国企业之间的关联外,还应该重视与其他外商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关联,提高附加值生产的本土化能力,这对于提高韩国企业的生存能力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第四,要加强投资前的可行性论证,避免投资的盲目性。不少韩国企业撤资是因为投资前缺少可行性论证而引起的。例如,在合资问题上,韩方在投资前,对于合资伙伴的资产状况和经营能力的了解只限于书面资料,而对于合资伙伴的实际履行能力、双方的经营目标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合资以后双方资源能否产生协同效应等重要问题都缺少周密调查和论证。另外,韩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需求预期过于乐观,而对于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考虑较少。特别是,不少韩国企业把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任务单存依赖于合资伙伴,从而加大了撤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