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一直是一个困扰全世界文明的难题,它不仅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还会侵蚀社会的文化与思想。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式无法从微观层面观察到腐败的发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式对腐败的发生进行情景模拟,从微观层开展腐败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一项新的名为公共监督基金的反腐制度,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使用过的严打制度,通过实验室实验来研究二者对骚扰型腐败的抑制作用。所谓骚扰型腐败是指官员向市民索贿的单方面腐败,比如城管向小摊小贩索贿。公共监督基金,是指民众可以通过向公共监督基金进行有成本的监督举报,该监督举报并不会指向某一个特定的官员,而是指向事先已经被划分为一组的官员,当指向一组官员的监督举报越来越多时,反腐机构可以加大力度对整组官员进行调查。因为民众在进行监督时没有指向特定的官员,所以他不用担心被官员打击报复。通过前人学者的研究,金钱上的成本并不是抑制市民进行监督举报的最主要原因,害怕举报之后遭受官员的报复才是。公共监督基金制度结合严打制度在实验经济学领域上对骚扰型腐败理论上有较强的反腐作用。本文通过实验获得的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计量回归分析,非参数检验和图表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本文的实验结论如下:公共监督基金及严打机制在理论层面对腐败有显著性的抑制作用,不仅能降低官员向市民索贿的频率,还能降低官员的索贿数额,还可以激发市民进行监督的热情,更大可能拒绝官员的索贿。但随着实验中轮次的增加,市民能接受的官员向其索要的数额呈上升趋势,说明市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了更强的被迫合作的心态,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忽视市民的合法权利,腐败交易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庞大。实验被试自身的背景以及对不同腐败问题的观点也会对其行为造成影响,比如月收入越高的市民越容易进行监督,月收入越高的官员越可能向市民索要更低的数额。对腐败容忍度越低的市民越容易进行监督,认为腐败越合理的官员越容易索要更高的数值等等。本文提出的公共监督基金加严打机制,虽然在理论提出时有可能受市民搭便车的影响而成效不佳,但实验结果表明,该制度对于抑制骚扰型腐败有一定成效。现实中,建立公共监督基金的反腐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可行性,作为国家反腐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可以负责公共监督基金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