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到西汉惠帝年间(本文称秦及汉初间)的经学，历来作为经学发展的最低潮，少受学界重视。但此时期的经学，在政治的高压和社会动荡中仍有所发展，上承先秦的“百官皆言经”，下启西汉以降两千年经学恢弘史，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历史链接点。在秦代，因特殊时代政治环境和经学及传经人自身的原因，经学遭遇了“焚书”、“坑儒”等几次噩运，给经学的传承造成严重打击。但经学在秦朝严酷的气氛中仍有发展，民间有荀卿众传人顺时之需改革、传播儒学；朝廷内延续先秦的博士制度，博士中为数众多的儒生仍不断研习儒经；而秦始皇本人的道德标准、政治目标中渗透的儒家思想，也体现了儒学广泛深刻的影响。在秦二世时，秦火后残存的经书的存在、博士官的研习，以及民间经师的默诵，也为经学的复出准备了必要条件。秦亡后，楚汉相争导致秦法松弛，汉初政治环境又相对宽松，给经学的复出提供了社会环境；新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在形式上要求相应的礼乐仪式，思想上也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教义的社会实践性质及对人生的激励特点、儒学与礼乐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经学蓬勃欲出的社会地位；同时，恪守传统的学术型儒生保存重习典籍、识时知变的政治型儒生则调整儒经的阐释。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共同推动了经学的复出和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挖掘古典史料、结合各家观点进行分析，力求更真实、深刻地重新认识此段时期经学的发展状况和传播特点，以期对经学史研究稍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