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用"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之説來强調學禮與行禮之間的辯證關係，其微言大義得到曾子、子思與七十子後學的闡發而不斷具體化進而對漢初禮學覲念的分化演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伴隨着傳記之學的興起,早期禮記大量出現,禮的外延逐漸擴大,而經記混同、師法泯滅的程度隨之也不斷加深。可以説,"混亂龐雜"、"層累形成"是今文《禮》經及其傳記長期具有的特點。秦火之後,《禮》經喪亡,高堂生等早期今文禮學者唯能傳其訓詁、不至失墜而已,經的殘缺和記的混亂使得今文禮學傳授面臨着極大的挑戰。與此同時,一些習禮者脱離"禮經"、單求"威儀"以應付實用:上至國家製禮,則叔孫通漢儀一派大行其道;下至曲禮威儀,則徐生禮容之學盛行不衰。期間雖有蕭奮、徐延、桓生等人兼習《禮》經與禮容,"禮經"與"威儀"的分化仍然使得儒家禮學精義湮没不彰。在經歷了早期數代學者的薪火相傳之後,今文禮學在西漢武、昭之際做好了重返學林、轉移風氣的準備,四傳弟子后蒼於昭帝中立爲博士,他開創"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在昭、宣二朝兼顧傳經與製禮,致力於"禮經"與"威儀"的統一,從而奠定了隨後數百年今文禮學發展的基礎。他的弟子戴德、戴聖編選禮記以羽翼殘經、襄助製禮,一方面促進今文禮學由單純的訓詁傳經之學過渡爲兼習經記之學,另一方面也使得先秦禮記文獻的層累龐雜程度進一步加深。西漢末年,劉歆在《七略》禮類小序中改换概念,將"禮經三百"落實爲《周禮》,從此孔子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説被賦予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加上其他一些背景因素的影響,《儀禮》、《周禮》孰爲"禮經"的千载公案由此産生。在古文家融合今古文的改制行動失敗後今文禮學在東漢初年光武帝時代再度參與東京一朝的製禮行動。后蒼弟子慶普早在西漢元、成之際即已别起慶氏家法,採用禮記作爲傳經、製禮的素材,至光武末年由其三傳弟子曹充立於學官。曹充繼承學脈、撰作章句以重振今文禮學,同時順應時代、通經致用,提出"大漢當自製禮"(《後漢書·曹褒傳》)的重大方針。他和董鈞在光武、明帝二朝採用"推士禮以致天子"之法製定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等天子之禮,爲穩定東漢政治秩序、建立一代禮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曹、董卒後,慶氏禮一度出現了十餘年的空缺局面,曹褒繼任博士後撰作《通義》、《演經雜論》,使得慶氏禮由《禮》經章句之學發展爲兼采群經的通學,從而爲後來三《禮》的融合埋下了伏筆。在傳經之外,他在章、和二朝改定《漢禮》,前後歷時近十年,然而他的激烈改制遇到了極大阻力,最終僅有少數新禮在和、順二朝得到施行。《漢禮》既不獲行,慶氏禮只能傳習《禮》經説記,和二戴《禮》不再存在本質差别。曹褒之後,馬融、鄭玄等人依次登上歷史舞臺,鄭玄貫通三《禮》,禮學的鄭氏時代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