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起实施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激励制度的正式起步,我国对股权激励的研究集中在其与公司治理及盈余管理的关系。很多学者分别从公司股权结构、偿债能力与代理问题等角度,研究了公司股利政策的驱动要素。对公司股利政策和股权激励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才兴起。二者存在诸多共同点,首先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型股票期权激励都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股利分配与股票期权激励,都是实务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公司高管在股利政策和期权草案修订的和实行的过程中都处于关键地位,并且我国普遍存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但很少有人将两者纳入同一研究体系,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下,高管身为股利政策与期权激励制订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否会利用股利政策影响期权激励的效用?期权激励是否会一定程度改变我国制度下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股权激励的自利行为更多从盈余管理与方案设计的视角衡量,并未从股利的角度分析。国内学者很少对期权激励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进行研究,本文研究是对这块新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本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各章大致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本文导论。这部分首先交代了大体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构架了研究思路及全文框架,并小结了本文主要创新贡献。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针对性地梳理了有关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的国内外文献综述,接着总结了股权激励对转送行为政策影响的文献综述。再次分析了福利型股权激励与激励型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综,章节收尾部分进行了分析与小结。第三章是概念界定与制度背景,首先界定了相关概念如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区别；接着分析我国股权激励背景与股利政策的制度背景,最后详细解释了股权激励方案的制订流程。第四章是理论分析,从管理层权力、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与价格幻觉假设等角度阐述了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的相关性。接下来分析了股权激励实行的影响因素及福利效应,收尾处进行了本章小结。第五章对股票期权和股利政策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首先提出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然后是严格的数据筛选,选择2006至2012年之间激励方式为股票期权并且已经实行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组,共计496个样本；并用行业和规模为标准,一比一挑选了配对样本组,最终选出992个样本。在配对样本T检验与相关性分析之后,最后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了实行股票期权对现金股利与转送行为的影响,都得出正向相关的结论,结尾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章是对福利型公司与激励型公司股利政策差异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根据理论推导提出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根据激励方案设计的行权业绩考核指标难易程度衡量管理者权力大小,以其为原则划分出福利型草案与激励型草案,研究他们之间的股利政策的区别,进一步深化股权激励公司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最后采用另外的划分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七章：结论、启示、研究限制以及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本文旨在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综合现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1)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由于现有法规规定,保护型股票期权派送股利可以降低行权价格,因此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发放现金股利,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在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前,通过提升现金红利支付水平的办法尽可能地降低行权价格,把握眼前利益。同时,股权激励可以抑制管理层任意挥霍自由现金流的行为,因为这会对股价走势造成不利影响,损害管理者利益。此外发放现金在我国资本市场是一种对股价利好的信息,综上所述,派发现金股利是管理者的明智选择。(2)从股权激励对送转股水平的影响来看,上市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对送转股水平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管理层在决定派发股票股息时,公司实行股权激励是影响上述决策的重要因素,对于已实施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运用期权激励的合理规则,通过提升送转股水平直接降低了行权价格,间接让手里的股票期权升值。此外还可以享受价格幻觉带来的超额收益,充分攫取期权激励的收益。于是便有了激励公司的异常高转送现象,有些期权激励公司在自身送转能力并不强的状况下,仍实行高额送转股的行为。(3)根据激励方案中的业绩考核指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划分出福利型草案与激励型草案,在实施激励的公司中进一步区分,考核在管理层权力大的公司中,是否会利用股利政策进行寻租。结果发现被划分为福利型公司的管理者,由于潜在的激励收益更大,本身也拥有更大的权力影响股利政策的制定,他们会采取对自身更为有利的股利分配方案,即提高公司的转送行为与现金股利水平。处于弱势效率的市场上,上市公司管理层会为了自己私人收益,运用市场的非有效定价现象下进行转送行为,一定程度证明了市场环境能够影响公司制定财务政策。论文积极尝试了一些创新：首先,本文试图以股权激励中激励方式为股票期权的公司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我国的激励标的主要有三种：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及股票增值权,现阶段股权激励以两者为主,Carter (2007)发现不同的激励手段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差异较大,例如限制性股票除限售外,对现金分红毫无影响。股票期权则完全不同,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高管获得的期权数量会随着公司派现额度而同步增加,股票期权的行权价也会同步降低,无疑更加符合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之前的研究中因为样本数目太少,无法单独研究,随着近两年股权激励公司数目的快速增长,本文试图以股权激励中的股票期权这种特定标的为研究对象,研究股票期权激励与股利政策之间关系。其次,本文对激励程度进行了衡量,股权激励程度大小可以直接反映公司管理者谋利的动机大小,授予管理层的股票期权的比例越大,通过股利政策取得非努力性激励收益的动机应该更强。先前的文献都采用了“是否股权激励”这一哑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而未考虑程度,本文使用股权激励占股本百分比作为解释变量实证回归,更能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激励方案中的业绩考核指标实现的难易程度,划分出福利型草案与激励型草案,在实施激励的公司中进一步区分,考核在管理层权力大的公司中,是否会利用股利政策进行寻租。结果发现被划分为福利型公司的管理者,由于潜在的激励收益更大,本身也拥有更大的权力影响股利政策的制定,他们会采取对自身更为有利的股利分配方案,即提高公司的送转股水平与现金股利水平。研究他们之间股利政策的差异,进一步深化了本文的主线研究。本文展望了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首先,部分公司的管理层权力很大,甚至能影响董事会或与之联手。有能力制订出对他们有利的薪酬结构(例如股票期权),管理层权利越大,越有能力制订自利的薪酬方案。期权激励赋予了他们这种渠道,运用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期权价值。本文并未考虑管理权力大小对于股利政策的影响程度,以及管理者采取的自利型股利政策对于股东利益的损害程度,以上都是本文的局限性以及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次,本文局限性还包括：税收作为影响股利分配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未考虑这一要素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带来的交互影响。最后,本文研究股票期权激励对股价的影响,选用横向配对样本组对比的视角进行研究,因为横向配对对比更具有说服力。但如果能结合自身情况进行纵向对比,将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公司的股利政策分为实施前与实施后,分年份实行纵向对比,对样本公司自身情况统计出一条股利的变化走势图,结果将更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