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大国关系的变迁,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经济面对较多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特别是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要求看,亟需启动并有效增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和稳定性作用。现有研究大多也认为,培育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方式仍然莫衷一是,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内需的研究缺乏定量分析。本文在全面系统梳理和比较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通过比较研究和反事实计算,逐层递进地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分别有多少中等收入群体?第二,在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具有怎样的特点?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内部不是匀质的(李春玲,2018年b),那么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哪种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对扩大消费需求的贡献最大?本文围绕这三个问题,借鉴了发展社会学对中产阶层的划分方法,引入了职业和教育变量,将中等收入群体细分为四类,即,在使用收入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将满足职业指标的中等收入群体称为“半核心中等(职业)”,将满足教育指标的称为“半核心中等(教育)”,职业和教育指标均满足的的称为“核心中等收入群体”,职业和教育指标均不满足的中等收入群体被称为“边缘中等收入群体”,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6年的数据,分别测算了全国、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观察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特征;并在平均消费倾向提升10%和不同收入群体流动的假设下分析中等收入群体对整体消费率的影响。经研究分析,获得以下四点主要发现。首先,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占比看,2015年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略高于城镇,主要是因为与城镇的收入分布相比,农村居民中间位置的收入的密度更大;但城镇中等收入群体质量更好、结构更优,因为城镇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职业地位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远高于农村。与2009年相比,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均略有降低,但结构在改善,尤其是农村。其次,从平均消费倾向看,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于提升消费倾向的作用大于职业选择。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高8.72%,主要是因为农村储蓄动机更强。另外,城镇满足教育指标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比不满足教育指标的高约10%,主要是因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对未来收入可持续或增加的信心不强,有更强的平滑消费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村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别不大,高低差异仅在2%以内,这反映出从消费支出的角度看,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呈现分化现象,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更具多样性。再者,从消费结构看,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大都正处于改善生存型消费阶段,且较重视耐用品消费和文化娱乐消费,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助推消费升级。但在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由于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消费特征有所不同,从边缘、半核心到核心中等收入群体依次呈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与农村相比,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更加重视精神层面的消费,其文娱旅游支出占比达到4.44%,而农村只有0.96%。最后,从扩大内需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量”很重要,“质”同样重要,其中,核心中等收入群体对扩大内需的帮助最大。假设各收入群体平均消费倾向分别增加10%的情况下,发现消费率大小与收入群体规模占比大小密切相关,因为在平均消费倾向影响消费率的机制中,群体的规模占比是一个重要变量,因此等收入群体的“量”非常重要的;基于2009年-2015年各收入群体的收入阶层流动概率矩阵,考察某一收入群体单位家庭发生流失时的消费收入变化量之比的期望值,结果发现低收入群体、边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且流向核心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最大,半核心(职业)、半核心(教育)和核心中等规模缩小时,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且核心中等收入群体流失时,其单位收入减少造成的消费的减少量的期望值是最高或次高,对扩大内需的负影响最大或次大,说明半核心与核心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更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