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其自身所处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未来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个体和环境因素如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以及人格等因素共同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探讨了负性生活事件对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以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以气质性乐观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了其内部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生活事件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和《修订版生活倾向问卷》对46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共382份。使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利用PROCESS宏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以及气质性乐观水平均较强。气质性乐观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气质性乐观水平要低于女性。消极应对方式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年级学生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最大,大四年级学生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最小。(2)大学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气质性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均显著相关。其中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和积极应对方式;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方式和气质性乐观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3)应对方式(包括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33.91%,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为18.83%。(4)气质性乐观调节了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但同时还发现气质性乐观也可以调节负性生活事件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而且当不加入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时,气质性乐观可以直接调节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