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冤假错案频繁发生的当下,刑讯逼供已成为司法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不仅在于规则的制定,更代表着中国现有程序法之中针对基础人权保障问题的实际运用,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具备更为完善的法律基础。程序的价值不仅是通过其产生的结果得以实现,更是通过制度的本身实现其价值目标,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只有保证程序上的公正,审判对象的实体正义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不对等,使得公权力在实际运行之中,往往会给私权利带来一定的侵害,该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常见。因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公权力的任意侵害,从而使公权力可以停留于法律规制的范畴之中,并且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方才能够行使。法律的实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适用范围的问题,明确而具体的适用范围可以使法律在合法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效力。针对非法证据来说,急切需要处理的是“刑讯逼供”、“暴力”等具体含义的问题,而伴随现有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传统的刑讯模式随之而减少,但是各种“软刑讯”的种类却随之而提升,在该情形之中,使得被告人难以提供有效的线索以及材料。而目前关于实物证据的有关规定,使法官实际存在的裁量权相对较大,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非法证据的问题,所以,应当明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有力的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实际排除程序之中,依旧以庭审中排除作为核心的排除方式,庭前会议阶段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可谓是凤毛麟角,但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不是二元化的庭审模式,不能完全隔离审判者与非法证据的接触,但我们应该尽量把非法证据放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其不仅有助于处理非法证据,同时也可以提升庭审工作的效率。并且应将庭审中排除作为该制度的救济渠道,若是在庭前会议之中并未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又或是随之而来出现新事实的情形下,法庭也允许辩方于实际庭审之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庭审过程中在处理实体问题之前,可以设立单独的程序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其不仅有助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迅速解决,同时也可以使实际庭审效率随之上升。在现代的刑事诉讼理论之中,强调的是控辩双方平等的关系,其需要通过多方面的诉讼准则来进行平衡,以证明责任的具体承担者来分析,在现有的诉讼之中控辩双方具体取证能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问题,所以需要通过多种证明标准来均衡整体地位。而在证据裁判主义作为核心的当代诉讼之内,证据标准已经演变为判断证据有没有契合法律规定的具体尺度,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直接决定着案件能否诉讼成功,1因此,我国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控辩双方在启动非法证据程序和证明是否存在非法证据的问题上规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被告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控诉方“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属于现行刑事诉讼之中较为完善且独立的程序,只有在多个环节协同配合的基础之上,方才可以有效的约束并规范具体司法权的行使,避免有关执法工作者的非法专断,以保障证据的合法性,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杜绝冤假错案的存在。因此,该程序具备着程序层面上的正当性,只有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才能够确保诉讼结果的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