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在建设的早期以要素集聚、外延发展为主,导致相互间存在激烈竞争、合作空间较小。而近年来,随着开发区面临土地资源受限、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借助政策互联、产业转移、产业合作等方式,相互之间在区域尺度的跨界联系日益紧密。这可能是未来开发区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开发区作为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具有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诉求和能力,因而开发区间的这种联系可能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一定作用。以上现象和可能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得到一定关注。不过,已有文献仍较少基于网络视角,直接对开发区间联系进行刻画和分析;同时也较少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检验开发区间联系网络与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以对当前文献进行补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间是否已形成联系网络、存在何种联系网络;这一联系网络是如何演化的;它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为此,本文从网络视角和区域尺度入手,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27个城市的56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根据管委会和企业这两个开发区的核心主体,分别构建了管委会层面的对接沟通网络以及企业层面的分支机构间网络和总部-分支机构间网络,以此表征开发区间的联系。随后,基于动态网络描述性分析方法、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和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刻画这些网络的演化过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同时使用相对价格方差法测度该区域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分割水平,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开发区间联系网络对该市场分割水平（即对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在管委会层面和企业层面,长江三角洲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间均已形成区域尺度的跨界联系网络,并且这些网络均在不同程度上对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发现如下。（1）在管委会层面,开发区间联系网络由区域分割到逐渐联通,但边界效应始终明显;同时其集中程度趋于上升,高节点度开发区日益集中于合肥、苏州和宁波。该网络的演化受到传递性效应、省级行政边界、两开发区间规模差距等因素的影响。（2）在企业层面,开发区间联系网络的联通程度亦持续上升,并强于管委会层面网络,这在2015年后更为明显;同时存在较多的跨省联系,表明边界效应相对较弱;此外网络集中程度较高,高节点度开发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而安徽等地则较少。该网络的演化主要受到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开发区间主导产业的一致性等因素的影响。（3）以上两个层面的开发区间联系网络均在不同程度上对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分割水平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果较为稳健。其中,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其市场分割水平受开发区间联系的影响相比于商品更为明显。此外,各类开发区间联系网络对劳动力或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时间衰减或滞后特征。根据以上发现,在实践中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优化开发区间联系网络的结构,如强化跨省的管委会层面联系、促进企业层面网络向安徽等地区的扩展等,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将开发区间联系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实现路径而纳入各类区域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