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进入全民旅游时代,旅游产品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负面质量信息高效传播,对市场需求/游客消费行为产生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线上渠道在旅游业广泛应用,上、下游旅游企业间产生横向竞争。严峻的市场形势促使“低质低价”产品泛滥,负面质量信息进一步增加。引导旅游企业合理调整产品质量决策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信息对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作用,系统分析新业态下旅游企业的产品质量决策有利于明确旅游产品质量的问题所在,为促进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消费行为视角,本文首先通过大众的旅游意向测度了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根据2011-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负面信息对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根据定价、负面信息披露程度、旅游产品质量及游客对网络直销渠道的接受程度等因素影响下的游客效用,分析了网络直销渠道和零售渠道的需求函数;通过构建拥有网络直销渠道的上游地接社与下游组团社之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在地接社具有领导地位的条件下,系统的分析了基于负面信息和市场需求的产品质量控制对旅游企业的定价和差异化策略的影响、质量均衡状态及优化策略等;通过直接披露和组团社披露两种披露方式,深入的研究了地接社和组团社（准确）披露以及谎报质量信息的条件、不同目标下政府的最优监管策略。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负面信息是影响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市场规模的层面来看,负面信息对本地和关联地区的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媒体负面网络关注度的影响体现在减少游客对本地地接社旅游产品的需求方面,游客负面网络关注度的影响体现在减少游客对本地组团社、地接社和关联地区地接社旅游产品的需求方面。此外,媒体的报道可以通过增加负面信息的披露程度放大游客负面网络关注度的影响作用,降低游客对本地地接社旅游产品的需求。就经济规模的层面来看,负面信息提升了游客在本地区的旅游花费。（2）旅游产品质量控制水平对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中旅游企业的定价、差异化策略和利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集中决策下,产品质量控制将提高产品价格和差异化水平,有利于旅游企业发展;分散决策下,产品质量更有利于网络直销渠道,不利于零售渠道。此外,由于分散决策下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故而旅游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分散决策,而能够达到更高质量水平的集中决策可能会被驱逐出市场。上述结论证实负面信息冲击不能倒逼旅游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优化策略十分必要。两步定价契约作为优化策略方案之一,能够提升分散决策下旅游产品的质量水平,且可以进一步增加地接社和组团社的利润,实现双赢。在一定的条件下,负面信息披露程度对质量控制和旅游企业利润具有正向影响。（3）当且仅当旅游产品质量水平足够高时,旅游企业才会具有披露质量信息的意愿。不同方式下,质量信息披露多少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中,组团社披露方式下,质量信息披露多少仅与披露成本相关;而直接披露方式下,还受到网络直销渠道的接受程度、渠道间质量差异程度和零售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当搭便车效应足够较高或者足够较低时,组团社披露方式下的质量信息披露门阀值高于直接披露,直接披露方式下市场上披露的质量信息更多。旅游企业根据其质量水平选择质量信息披露方式,同时满足两种披露方式临界条件的旅游企业通过比较两种方式下的利润水平进行选择。（4）不同披露方式下,具备谎报质量信息意愿的旅游企业质量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组团社披露方式下,产品质量水平足够高和足够低的旅游企业均具有谎报质量信息的意愿;当且仅当消除组团社谎报意愿时市场上才没有质量信息谎报现象,否则无论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如何,总有部分地接社有谎报质量信息的动机。直接披露方式下,只有旅游产品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旅游企业具有谎报质量信息的动机,且当谎报质量信息的单位赔偿责任足够高时,地接社不具备谎报质量信息的意愿。政府根据其监管目标确定旅游企业谎报质量信息的单位赔偿责任;但在一定条件下,政府需采取严格的监管策略,使旅游企业承担更高的单位赔偿责任,杜绝质量信息谎报行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消费行为的视角出发,将负面信息和旅游产品质量纳入到游客决策变量中。作为典型的服务产业,旅游产品主要以服务性产品为为主,难以退还;实际的旅游产品是否能够达到约定水平对游客的效用有直接影响（Salimian等,2017）。游客往往在购买前就会考虑旅游产品质量水平的影响,并基于此作出相应地消费决策。因此,负面信息对市场需求和旅游企业的影响可能是具有打击性的。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经济因素,如价格、收入对市场需求的影响;部分研究关注正面的宣传信息或者从购买后的视角展开,探讨游客对旅游产品的感知（Hyoungeun和Heesup,2018）、满意度（董楠和张春晖,2019;马天,2019）和影响因素（刘颖洁,2016）以及上述因素对下一次消费意愿的影响（曹月娟,2020）,缺乏对负面信息影响作用的讨论。本文从消费行为的视角引入负面信息披露程度和旅游产品质量,探讨了负面信息对（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作用;基于此分析了游客的效用及需求函数,为研究旅游质量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2）提出以旅游意向为基础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测度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在游客决策的过程中,游客往往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含但不限于区域间的距离、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气候和环境、交通条件等。近些年,交通便利性的不断提高使得游客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互联网信息的高效传播进一步提高了旅游信息的对称性,增加了游客选择的范围;旅游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更加多变和复杂。已有的研究主要采取传统的地理相邻和距离（吴媛媛和宋玉祥,2018;李秋雨等,2016;Joao和Peter,2018）、城市间的空间坐标（Majewska,2017）、景区景点间的卫星定位（吴杨等,2016）等单一的指标作为空间权重指标,仅能够捕捉到影响游客消费行为的其中一个因素,缺乏对各种效应总体影响的估计。本文认为旅游意向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提出将旅游意向作为旅游市场需求空间关联的关键因素;通过测算两两区域间旅游意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整体的网络关系,得到旅游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及空间权重矩阵,为准确探讨负面信息对旅游企业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3）构建了地接社和组团社之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理论分析了负面信息和市场需求下的旅游企业产品质量决策。由于旅游产品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性的特点,旅游产品质量信息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游客只能根据公开披露的质量信息（口碑,声誉,评价,负面事件等）预估旅游产品的质量水平,进而根据其效用、做出购买决策。在此背景下,旅游企业的质量决策不仅涉及质量控制,还与其质量信息的披露程度有关。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产品质量的监管问题,缺乏对质量问题的理论分析。本文基于消费行为视角,通过构建的具有网络直销渠道和零售渠道的上游地接社和下游组团社的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了旅游企业的质量控制决策、质量信息披露及谎报策略,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府的最优监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产品质量问题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