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是当今时代最具开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学术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前沿的、多领域的和持续性的”。从学科门类上看,其思想涵盖了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批判领域,其核心是“主体与互文”,其应用是“新人文主义”。“主体与互文”具有理论互渗的关系:互文性是具有主体维度的互文性;主体是关注符号态的精神分析学主体,而且主要是女性主体。抛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理解克里斯蒂娃在另一维度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外鲜有抓住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全貌,关注其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以“主体与互文”为切入点,对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加以整体性探究,以期为国内克里斯蒂娃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角度,更积极的启发。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几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大致梳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生涯,并对国内外克里斯蒂娃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综述;其次涉及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论文的研究路径、创新之处等。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尝试经由“主体与互文”这对具有理论互渗关系的概念,勾勒出克里斯蒂娃理论的整体性。第一章聚焦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的语言学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欧美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线性逻辑,超越了“文本”世界,重建了比“文本”世界更为广阔的“互文”世界。首先,语言学方面,她受到东方的语言学理论的启发,看到在象征秩序之外也有“文”的秩序,比如“肢体动作”的“文”,就不能放到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加以考察。它们“先于符号和句法”,甚至构成语言的某种“前提和必要条件”。其次,符号学方面,受东方语言学的启发,以及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引导,克里斯蒂娃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体系——“复量符号学”,弥补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主体维度的忽视。由此,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中,可以提炼出“互文性”这一关键概念,这也是克里斯蒂娃最广为流传、也被人误解最深的概念。如果忽略克里斯蒂娃的“肢体动作”“徽标”的语言学概念,以及“复量符号学”“0-2”的符号学分析,那就不能看到互文性概念背后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主体维度),甚至进而将互文性概念误读为“影响的焦虑”。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是建筑在“互文性”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个“互文性”内含了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维度,而非仅仅关注“文本世界”。第二章重点关注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主体”生成的过程也是符号生成的过程。首先,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显然是拉康派的,但不同于拉康关注的“俄狄浦斯阶段”后诞生的“主体”概念,克里斯蒂娃的“主体”概念兼容了“前—俄狄浦斯阶段”。随着这一框架的搭建,她进一步区分了意指实践的两种模态:“符号态”和“象征态”。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学,最突出的理论发明在于她的“女性”主体、“女性禀赋”概念。这种女性特质是可分享的,并非为女性所独有,这也为女性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再次,克里斯蒂娃关注的重心在于自我内在的“陌异性”。从这种“陌生的自我”概念出发,她重建了新的“人文主义”方法。发现自我内在的陌异性,并领受这种命运的男女,就具有可分享的、普遍的“女性禀赋”。精神分析学拓宽了超出“文本世界”的“互文性”,使得其语言符号学具有了精神分析的维度。换句话说,克里斯蒂娃关注的“主体”,也是“互文性”的、符号态(而非象征态)的主体,其核心是“女性主体”及其可分享的特质:女性禀赋。第三章从克里斯蒂娃的“主体与互文”的互渗思想体系,延伸到文化批判之中,从而展现其理论的开放性活力。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具有开放的人文主义特性,其领域覆盖了从小说、诗歌、女性主义到神学、艺术、文化政治等众多方面。首先,这种理论的开放性,一开始就在互文性概念中奠定了。因为“互文性”不仅仅考察文学行为,而且也讨论更为广泛的美学实践一—电影、音乐、绘画、舞蹈等。其次,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直接针对的是宗教保守主义复兴的危机。她通过圣母“玛利亚”的人文主义阐释,将宗教的标志扭转为艺术的理解。这种“互文性”解读,示范的是一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反抗,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关怀。再次,克里斯蒂娃将陌异性的“贱斥”概念视为理论反抗的动力,这导向了对文学和美术领域的重新阐释,揭示了文艺作品内含的陌异性维度,她的阐释具有人文主义反抗的意义。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形成,也是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进入文化批判和艺术批评领域的自然结果。第四章试图总结克里斯蒂娃理论的限度问题。克里斯蒂娃认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是一种时代危机,因此在个体中被压抑的欲望必须得到安抚(而非否定),才能超越敌对性的“禁忌”框架,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欲望框架。由于欲望的“非意义”部分,可以得到符号态的描述,从而不再被压抑,所以时代危机可以转向一种开放的新人文主义。然而,在这种政治哲学当中,克里斯蒂娃对“互文”的界定始终过于泛化,一方面是“互文”的符号态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主体”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无法标出起始时间。她的理论甚至无法区分动物性和人性的界限,而动物性的维度仍然会否定掉她试图建立的新人文主义的意义。因此,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更适合讨论边际泛化的文艺领域,而非政治哲学。结语部分总结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整体性,是由“主体与互文”这对互渗性概念构成的,其文化批判的应用是“新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