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直致力于打击腐败,党中央多次在重大会议中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严峻性和紧迫性。在反腐过程中,腐败官员纷纷落马,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高级别政府官员落马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反腐败政策的治理效应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起初,已有研究大多考察反腐败的宏观经济效应,主要涉及经济增长、公共投资等视角;后来,不断有学者开始考察反腐败的微观治理效应,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企业创新、捐赠、风险承担以及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等,但很少有研究系统性考察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到企业层面,高质量发展观念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企业投资有效率。然而,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严重。现有文献从多个视角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和治理机制开展研究,但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忽略了官员腐败的影响。在腐败环境下,主要依靠寻租腐败活动对资源进行分配,一方面,企业投资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投资不确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很难发挥其治理效应,甚至可能完全失效。作为一项国家层面治理机制,反腐败有利于营造廉洁政府,规范政企关系,减少政府不当干预,降低寻租腐败对企业资源的挤出效应,引导企业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生产性的活动中去,但也有研究表明,反腐败会使得企业失去竞争优势,损害企业生产效率。由此可见,量化分析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探讨其作用机理,对于完善反腐倡廉建设、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备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2000-2016年间反腐败斗争中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落马事件作为外生冲击,以向这些落马官员行贿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高管薪酬激励、会计信息质量这两项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分析师预测这一重要的市场层面治理机制对反腐败作用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机理进行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首次系统性考察了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反腐有利论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为十八大之后反腐败政策思路调整提供了有利证据;第二,从崭新的视角补充和强化了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治理机制相关的文献研究;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大多采用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反腐败的政策效应,本文以不同时间点、不同区域省部级以上政府高官落马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借助政策时点不同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反腐败的治理效应,可以降低企业财务决策导致反腐败政策实施的潜在内生性担忧,降低同时点其他事件和因素对统计推断造成的干扰。关于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和对照组相比,腐败官员落马之后,处理组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显著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依赖度越高、落马官员权力越大、地区反腐力度越大,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越显著;区分十八大之前和之后的反腐败政策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时期的反腐败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且十八大之后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的治理效应更为突出。关于反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治理机制,反腐败通过加强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改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间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治理效应。具体而言,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会改善企业过度投资,会计信息质量和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提升会改善企业投资不足。本文研究表明,反腐败既可以通过抑制官员腐败、优化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还可以通过保障和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市场层面治理机制治理效应的发挥间接作用于企业投资效率,因而,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国家、市场和企业多重治理机制的效用。具体而言,国家应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水平,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提升分析师研究水平,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