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0日,在上海挂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此后,我国逐渐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沿海地区与内陆统筹的综合开放态势。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目的,是在我国境内打造一种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主要手段是税收优惠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从国家层面来说,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在当前经济新形势我国加深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对外贸易水平的重要载体。经过不断探索,我国自贸试验区通过“先行先试”,在贸易、投资、金融、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已形成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贸易结构的转型,在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资源配置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资源的优化组合可以用来解释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规律。相比其他经济领域,资源禀赋与贸易领域的关联性更高。古典贸易理论早已指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以促使各贸易参与方的要素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在现实背景下,由于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殊的行政安排,加之要素市场信息完全、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又过于理想化,使得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变得更加广泛。鉴于此,在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那么,那么,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在税收、监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的各种大胆尝试,是否显著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自贸试验区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投资、贸易、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等的影响上,这些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鲜有研究关注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地区、各产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少数文献对资源错配的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也仅关注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是否有效。但是,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来,人们也非常关心现阶段我国R＆D资源是否存在错配,以及R＆D资源的错配程度有多大、R＆D资源的错配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影响等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探寻和挖掘。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各地区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以及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经济增长可能的传导路径做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同时,将R＆D人员投入、R＆D经费投入等R＆D资源引入经典的资源错配分析框架,以便更全面、客观地分析包括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资源和R＆D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错配的程度。然后,在实际测算各省区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对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省区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源错配的改善情况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章:第1章,绪论。本章主要交代了选题背景及意义,考察了研究现状,然后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各章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理论综述。本章首先明确了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对自贸试验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古典贸易理论是渊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及新新贸易理论是基石,这些贸易理论对于指导和分析我国现行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后,考察了资源错配的内涵、类型及表现形式,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所作的研究。最后,重点阐述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以及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和改善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第3章,资源错配的分析框架与统计测度。鉴于Hsieh and Klenow（2009）提出的分析框架现已成为学者研究资源错配问题的经典分析框架,其所构造的资源相对扭曲系数也已成为学者测算资源错配程度的经典方法,本章对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讨论也基本按这一框架展开。但是,鉴于该分析框架仅考虑了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而在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人们也非常关心R＆D人员、R＆D资本等创新资源的配置情况,因此,本章对Hsieh and Klenow（2009）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扩展,以便能够同时考察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R＆D人员、R＆D资本的资源配置情况。同时,为便于进一步分析各类生产要素错配对产出的影响,本章还推导给出了资源错配分析框架下的产出表达式,然后对Syrquin的产出变动分解法进行了拓展,将Syrquin所考察的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由资源错配所带来的影响（简称“净配置效应”）以及纯粹由于产出份额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简称“产出份额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区制造业整体和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资源错配情况进行了实证测度与分析,并对各省区制造业整体和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资源错配对产出变动的影响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各省区无论是制造业整体,还是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其劳动力、资本、R＆D资本、R＆D人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从时间维度来看,大多数时期劳动力、资本的资源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的状态,且劳动力错配的程度要高于资本错配,而R＆D资本、R＆D人员的投入则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这说明我国各省区制造业整体及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传统要素的投入,而R＆D资源投入的水平相对较低。第二,从区域层面看,我国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主要表现为中、西地区的资源投入相对过度,而东部地区的投入相对不足。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较高,政府干预较弱,市场相对发达,各类生产资源的配置主要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因而错配程度相对较轻;此外,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尚未完全消除,从而使得制造业整体以及各高技术产业在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不足的现象。虽然东部地区通过虹吸效应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但由于其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导致各类生产资源依然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实施的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导致当前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资源配置相对过剩。进一步采用拓展后的Syrquin分解法将各地区制造业整体及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总产出分解为要素投入增加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出份额效应以及净配置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制造业整体还是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要素投入增加对行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均为正,但贡献相对较小;就产出份额效应和净配置效应而言,主要是由产出份额效应在推动产出增长,而净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均是负向的。这说明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整体及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第4章,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省区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研究。第2章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中,我们认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通过“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整合各类资源,并将资源合理分配到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进而缓解资源错配。为了实证检验这一结论,本章基于第3章对各省区制造业整体资源错配的测度,将国家在不同省区设立自贸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的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对相关省区各类要素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与对照组相比,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实验组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本以及R＆D人员、R＆D资本四类生产要素的错配均有显著的缓解作用。第二,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缓解效应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国家自贸试验区对资源错配的缓解作用明显高于东部发达地区。第三,采用不同的资源错配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具有稳健性;同时进行假定未设立国家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检验,这些结果依然稳健。第5章,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省区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研究。上一章的分析,我们是把每个省区的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尽管能从整体上比较和判断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省区制造业整体的资源错配的改善情况,但是相关的分析结论仍是非常粗略的。那么我们要问: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哪些细分行业的资源错配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哪些细分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仍然较低、资源错配较严重、或者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其资源错配的改善影响不明显?考虑到制造业的细分行业较多,而在我国宏观经济迈入“新常态”之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创新为引领、技术含量高、成长快、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性强的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因此,在这一章,我们进一步以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5类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要素资源错配情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3章对各省区上述5类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已进行测度和比较,本章同样运用多期的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前后对各地区不同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明显缓解了5类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资本以及R＆D人员、R＆D资本四类生产资源的错配;第二,通过变换资源错配衡量指标以及假定未建立国家自贸试验区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模型关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各高技术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的分析结果是可信的。第6章,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合第4、第5章的分析可知,我国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不断增设自贸试验区,加快了各类生产要素在部门、地区间的流动速度,进而有效提升了制造业及高技术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由第2章的理论传导机制分析可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和改善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那么,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否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创新驱动以及改善资源配置等途径间接促进了制造业的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从实证角度系统、全面、客观地检验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本章首先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地区差异。然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否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创新驱动以及改善资源错配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经济增长。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和改善资源错配等渠道促进制造业经济增长,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正。此外,我们还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发达地区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文中分析了具体原因。最后,将国家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时间分别提前1年、2年、3年,进行假定未设立国家自贸试验区的反事实检验,结果表明在未设立国家自贸试验区时,双重差分变量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任何影响,因此,上述所得结论不存在系统性误差。第7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各章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与提炼,同时明确了相应的政策空间。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给出的建议包括:（1）就劳动要素错配而言,政府部门需要扩大劳动力资本的财政支出。首先,提高劳动者报酬;其次,改善人才结构占比;最后,减少劳动力在区域和部门间的流动障碍,缓解劳动资源错配;（2）就资本错配而言,政府和市场需要共同配合,规范资本市场改革。首先,加快在自贸试验区推动金融市场试点工作。其次,信贷歧视公平化改革。扩大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资本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发展的不利冲击。（3）就R＆D资源而言,完善自贸区创新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通过设定合理的R＆D要素市场价格,在R＆D资源配置长效机制下,推动R＆D资源在不同区域和产业间的流动。（4）就高技术产业而言,提高其在自贸试验区的效能。发挥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5）就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政府部门首当其冲需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创新创造,搭建技术信息共享平台,保护知识产权及成果。本文的创新点有下几个方面:（1）本文拓展了资源错配的分析框架。已有研究资源配置的文献中,鲜有文献分析R＆D资源的错配及其对经济产出带来的影响,本文拓展了 Hsieh and Klenow（2009）的资源错配分析框架,能够同时考察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R＆D人员、R＆D经费的资源配置情况;同时,推导给出了资源错配分析框架下的产出表达式,对Syrquin的产出变动分解法进行了拓展,将Syrquin所考察的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由资源错配所带来的影响（简称“净配置效应”）以及纯粹由于产出份额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简称“产出份额效应”）。（2）本文从资源错配的内涵及表现形式、自贸试验区对不同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的资源错配可能有哪些改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自贸试验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和改善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填补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3）本文将区域内部各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结构和区域间资源流动所产生的空间关联统一起来考虑,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各地区制造业整体及医药制造行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5类高技术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4）本研究从自贸试验区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以及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企业创新和改善资源错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所得到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作为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提升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质量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