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运用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及新进展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地应用分析，分三种情形阐述高校扩招的经济后果，即高校扩招对教育的信号作用、分离均衡以及社会各群体福利的影响。前两种情形主要从高校扩招对于教育成本的变化入手：第一种情形假设教育只是具有信号功能，暂时忽略其生产力效应，第二种情形假设教育既有信号功能又可以提高生产力。第三种情形从扩招带来的其它方面影响入手，分析这些影响造成教育信号失真的几种情形以及带来的经济后果。这一分析视角为研究高校扩招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 按照上面的研究思路，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具体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引言，提出研究的问题，并介绍全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评述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后面的应用分析做理论铺垫。 第三章假设教育只具有单纯的信号功能，暂时忽略其生产力效应，阐述高校扩招造成教育信号贬值的机理及经济后果。高校扩招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进入大学的门槛，确切地说是减少了教育成本中的学习成本。这一章只是从这一变化入手，并循着由简到繁的顺序依次考察劳动市场上的个体拥有简单特质以及复杂特质两种情形。扩招后，本科文凭代表的高能力信号功能日益弱化，高能力者为使自己与低能力者区分开来，会寻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信号。所以，高能力者选择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将其以前的位置让给了低能力者，结果是双方都选择追加教育投资即信号投资(高能力者读研、低能力者读本科)。与此同时，雇主也会根据市场上的数据修正信念，提高了分离均衡的教育水平，也就是提高了就业门槛。如果舍去了教育的生产力功能，假设教育只作为反映个体能力的信号功能，高校扩招导致了教育信号的过度投资，本质上是一种信号贬值，是雇主和雇员互动博弈的结果，而教育信号的过度投资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 第四章假设教育既有信号功能又可以提高人力资本，阐述高校扩招造成教育信号贬值的机理。这一章从离散模型和连续模型两方面分析高校扩招的经济后果。其中，离散模型主要运用成本曲线、净收益曲线以及无差异曲线，分析扩招后这些曲线的变化，并得出扩招后均衡教育水平的变化以及对社会各群体的影响；然后通过连续模型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与教育只作为个体生产力信号情形相同的是，扩招使特质对应的教育水平分布区间加大，原来教育水平可以分离的特质分布区间降低，意味着本科教育的信号区分功能减弱。与教育只作为个体生产力信号情形不同的是，教育程度不只是个体能力的筛选工具，也体现了人力资本的增值程度。扩招使不同生产力个体的教育成本降低，个体在增加教育投资的同时也提高了人力资本，因此，均衡的工资水平会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与不扩招的情况相比要小，说明信号贬值起了阻止工资更大幅度上升的作用。教育的生产力作用使教育信号贬值的程度有所减轻。 总体来看，本科和研究生扩招后，不同群体的信号投资方式和境遇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扩招使本科教育的信号区分功能减弱，本科教育信号的混同均衡范围加大。高能力的本科生为了分离自己会选择更高的教育信号(如研究生)，或是追求名校、特殊资质证书等其它信号，教育信号投资的激励增强。与此同时，高中生的平均生产力下降，境遇变坏，平均工资下降。高中生没有教育质量可以投资，需要其它信号来源，如考取各种技能证书。通过接受技能培训，使个体可以很好地区分。群体之间的比较体现了大学生的信号过度投资和高中生的信号缺乏。 教育信号功能的存在使个体不断提高对教育信号的追求，与此同时雇主也会不断上调信念。信号投资与其它投资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通过发信号方(求职业方)与识别信号方(用人单位)的相互博弈过程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即出现学历升高→就业门槛提高→学历再升高的螺旋上升势头，从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控制机制其由于过度投资所带来的低效率状况将会愈演愈烈，形成恶性的信号投资膨胀或螺旋，偏离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标准。 第五章着重从高校扩招所引起的其它变化入手，分析除了教育成本中学习成本的降低外，高校扩招对于信号发送的其它影响，归纳造成信号失真的几种情形，并分析在这些情形下对均衡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群体的福利变化。例如，扩招后货币成本的负担使贫困家庭的个体不能达到最优的教育水平，造成家庭贫穷、能力强、教育成本高的个体与家庭富裕、能力差的个体混同以及收入再分配；由于大量低能力者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同高能力者一样的真文凭，造成真文凭的噪音化以及假文凭泛滥；若教育水平和生产力的对应关系发生改变，雇主和雇员只是根据目前的市场数据反应，那么信念调整滞后会使双方虽然修正信念却未能调整到与实际相符的程度，造成信号投资不准确或扭曲；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使教育水平不能完全反映个体的生产力，需要建立多元素的信号集。教育信号功能的失灵，会引起社会整体效率的损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校大规模扩招以及教育体制改革以后，高等教育经费中家庭负担的学费和杂费的比重不断上升，大量的城乡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因此，货币成本在中国是不能忽视的。加入货币成本后，不同收入群体的信号投资会受到教育成本结构变化的影响，教育成本和生产力之间的常规关系受到干扰甚至断裂了，减少了教育信号发送的信息性力量。因此，高校扩招虽然使个体上大学的教育机会增加，但由于学费的增加又可能使得教育机会变得不平等，导致一些优秀的学生因家庭贫困而不能上大学。这对于社会中下阶层是不利的，教育改善经济地位与收入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扩招可能会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加大。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分析总结，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系统地梳理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的经典文献，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研究只限于介绍Spence在70年代的模型，如吴昆(2001)，缺乏对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其他学者对Spence理论模型的批判、修正以及理论模型的新进展。本文在较为翔实地占有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梳理，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一方面，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信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另一方面，对研究劳动市场的许多问题提供更多思路和解释，如失业、效率工资等问题，丰富了劳动市场问题的研究视角。 (2)运用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分析近年来高校扩招的直接后果，即信号贬值和信号失真。从一个新的视角——教育信号发送作用与信号投资理论——揭示了高校扩招引发的教育信号投资过度的内在机理及其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且解释了目前劳动市场上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现象，如近年来兴起的考证热；国内持续升温的高学历和文凭热现象；伴随着扩招后高校毕业生的逐渐出炉，大学生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日益恶化的现象。这些分析为人们认识高校扩招与大学生就业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新视角，为解决大学生就业以及教育投资激励问题提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的对策思路。 (3)拓展教育信号随机性模型，归纳出高校扩招引起信号失真的几种情形，并分析了信号失真带来的经济后果。尤其是分析了在Spence模型中加入货币成本后，不同收入群体的信号投资受到教育成本结构变化的影响，剖析了信号投资不平等是导致收入差距加大以及教育致贫的原因之一。这一分析是对Spence理论模型的一种尝试性扩展和完善，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劳动市场和教育市场中存在的信号失真现象，为促进教育更好地发挥信号作用、解决劳动市场的信息失真问题提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