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出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可以说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同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命运。一方面,漱石少年时代受到的基础教育以汉学为主,他本人酷爱汉文,并在《论语》、《左传》、《史记》的学习中初步形成了对文学的认识。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从政治制度到文化、生活习惯全面模仿西方,民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指导者积极倡导西方式的教育。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夏目漱石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语专业,主修英语和英国文学。谙熟汉文学的漱石深感汉文学与英国文学的不同,在赴伦敦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的理论,并试图从这三方面对文学自身的本质及规律进行研究。归国后不久,漱石开始了文学创作,与当时极力崇尚西方的潮流不同,漱石在创作中多次使用东方的禅的语言和禅宗故事以及自己年轻时的参禅经历。在日本近代化的语境中,漱石运用禅这一东方特有的传统话语,使自己的文学独具特色。如上述,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是夏目漱石一贯关心的三个领域。他的创作主题也可以相应归纳为文明批评、文艺观、心理探求三个方面。首先,作为漱石进行文明批评的文本,有《我是猫》、《虞美人草》、《点头录》等。在这些文本中,漱石多处使用禅宗语言,其用意在于对当时日本社会盛行的社会进化论提出质疑,指出全面模仿西方的所谓“文明开化”的社会弊端,并预言性的提出日本“外发的”文明开化将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国家的“短命”。其次,作为漱石探讨文艺理论的文本可分为理论文本、小说文本和汉诗三部分。理论文本有《文学论》、《文艺的哲学基础》等,在这些文本中,漱石借用禅宗语言对文学现象进行了说明。在小说文本的《一夜》、《草枕》中,漱石大量地运用禅宗思想,旨在对抗社会进化论在日本文坛产生的影响。漱石指出文学的个性正如禅宗所说的“花红柳绿”,虽然形态不同却是彼此平等的,日本应该创造有日本特色的文学,而不能简单地仿造西方作品。漱石最多地将禅宗思想运用于文学创作的当属汉诗,禅思提升了诗歌境界,反映了漱石对绝对自由的禅的世界的向往。最后,作为漱石探讨人的心理意识的文本主要有小说《梦十夜》、《门》、《行人》、《心》、《明暗》等。明治的文明开化不但在日本社会的生活文化各个方面引起变革,也给人们的意识观念带来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与近代的自我意识遭遇冲突,东西、新旧意识形态的交替引发了人们内心的矛盾和对命运的思索。夏目漱石在作品中利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对明治人的心理意识及命运进行探讨,并将东方传统文化的禅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将夏目漱石的文学与禅宗思想的关系放在日本近代化的语境中探讨,可以明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