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建立并主导的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与学校教育有别，是在城乡广泛设立的、面向社会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机关”。1928年，江苏首先建立民众教育馆，随后逐渐由城市扩展至乡村，对基层民众进行比较全面的现代化改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苏民众教育馆或停闭或迁移，受战争的影响，事业基本停顿。在1928～1937年的十年间，江苏民众教育馆先后致力于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众生计、塑造公民观念的社会改造活动。江苏民众教育馆建立之初，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主要着眼于举办识字教育；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鉴于民众生计的凋敝，事业的重心转移至生计指导方面；1935年以后，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改造以塑造公民观念为中心。整体而言，江苏民众教育馆改良民众文化具有基础性和教育性的特点，改善民众生计具有应急性和指导性的特点，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草根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总体上看，社会改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如此，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还曾作为“范例”被推向全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方改造模式，在政府基层力量捉襟见肘的环境下，曾被政府赋予在基层社会的“权威”角色，这样的角色便利了它自上而下强势推动现代化改造，在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改善民众的生存状态、追求基层社会自治、传播现代文明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抗战之前，政府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止于县级，县以下的控制只能通过民间力量间接实现，然而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表明，民众教育馆以其“权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缺位”。当然，由于政治环境、国民素质以及民众教育馆自身存在的缺陷等因素，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影响其绩效。而且，这种官方色彩的改造模式，用“制度变迁”理论观察，其兴其衰，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态度。再者，这种改造模式是以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属于改良主义的模式，其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它虽然最终因政府不断地高度集权所导致的现代化终结而破产，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对江苏乃至全国现代化改造探索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