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力量持续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即突显出当下中国片面注重经济建设,忽视公民社会建设所带来的现实矛盾。我们只有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重视公民社会建设,构建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均衡结构与良性互动,才能破解当下中国的社会矛盾,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思想和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运用其天才的思辨智慧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针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马克思通过哲学维度的批判,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论断；通过经济维度的诠释,得出了“市民社会是异化的社会”的论断；通过历史维度的升华,得出了“市民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文化交往领域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我们今天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就是要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三分法”研究架构,超越将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界定为经济交往关系的传统认识,探寻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在社会领域内的意义,找到它与当下中国国情的契合点,使之在当下中国社会建设中仍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内在前提。传统中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缺乏推动市民社会产生的内在机理。鸦片战争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由士绅阶层分化而来的工商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影响的“第三领域”(黄宗智),由绅士分化而来的工商阶层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导力量,中西学二分意识形态是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这样的市民社会仍然在政治参与、公益事业、社会自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从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角度并不能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市民社会理论,才能清楚地解读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阶级本质。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关系,它不可能成长为社会生活的自治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的“市民社会”研究语式向“公民社会”转化。中国公民社会是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渐进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人们利益观念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在国内制度变迁和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些公民社会组织活跃在工商、教育、卫生、科技、环保等领域,发挥着行业管理、社会自治等作用。但是,由于传统体制问题,社会组织在管理和服务中存在许多运行方面的困境,使其应有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中共十六大后,党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清楚的认识,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囿于传统的国家主义理论范式,我们当下的社会建设仍然沿袭政府主导的模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去寻求社会变革。这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困境就在于,如何才能既坚持当下政府对社会的主导作用,又能够给社会以自主发展的空间。学者们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发展态势,提出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可行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模式既超越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摒弃了公民社会反对国家的西方自由主义研究范式,从而突破了当下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困境。党和政府推进的社会建设虽然为中国公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与马克思的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社会理想并不一致。因此,只有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决定”模式进行辩证发展,推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才能破解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理论困境,从而解决在政府强大、市场强势和社会弱小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壮大公民社会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理念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实现马克思社会理想的现实策略,是适合中国现实的可行的公民社会建设模式。从“决定”模式到“良性互动”模式的转变,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进行辩证理解和运用的结果,是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现实策略。如何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既是学术界的研究难点,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症结。我们只有根据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运行特点,构建双方的耦合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才能形成双方“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根据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模式,中国公民社会建设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抓好四条路径。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入手,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培育“良性互动”的主导力量；二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入手,矫正社会组织的异化现象,培育公民的自主意识,夯实“良性互动”的社会基础。只有沿着上述四条互动路径,中国的公民社会才能获得健康发展,才能推进中国的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