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在世界现代性长波进程和中国社会转型特殊脉动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农村从“乡土社会”转向“新乡土社会”。这种社会转型推动了农户家庭经济结构非农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乡土意识式微化转变。快速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是当前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的独特场域。本文以西北山区农村的一个行政村——乔村为例，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　　本文将农户经济交换理解为经济收入的一部分，纳入“生产”（入）;把经济投资理解为其现期经济支出的一部分，纳入“消费”（出）。这样，农户经济行为的全过程就简化为“生产”（入）和“消费”（出）两大部分，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也就是对生产（入）与消费（出）的内部结构及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乔村不同于长江三角洲或华北平原地区农村，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干旱少雨、地广人稀、土地产出率低下，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农业种植为主要形式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以满足家庭成员温饱需求为目标的低水平消费结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在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双重嵌入而形成的农村市场化条件下，乔村农户的经济行为重心发生了非农化转移。　　农户经济行为方式转型在生产领域的体现是农户对土地、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而形成的保障型生产（以“耕”为主）和发展型生产（以“工”为主）并存的二元生产结构。这种转型体现在:第一，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的重要性下降，逐渐建立起以小麦、土豆、胡麻种植为主的保障性农业生产结构，土地转变成维持家庭成员基本生活保障的“底线生产资料”。第二，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从种植业到农牧结合再到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在家务农，从而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重心的非农化转移，从“以农为主”发展为“农林牧结合”，再发展为“工耕结合”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结构的转型形成了农户以农业种植为基础的保障型生产和以劳动力外出务工为重点的发展型生产相结合的二元生产结构。　　农户经济转型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则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延续下来的、以满足家庭成员温饱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勤俭节约的消费方式逐渐转变为在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日常消费中奉行勤俭节约的消费方式，在居住、家庭成员增减等重大社会仪式及部分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宣示型消费中奉行与消费主义伦理相联系的、超越农户经济支付能力的奢侈消费方式，从而形成“俭奢并存”的二元消费结构。　　生产和消费的双重二元结构构成了农户经济行为两个不同层次的“生产—消费”经济行为子系统:保障型经济行为子系统和发展型经济行为子系统，前者遵循“安全第一”的逻辑，后者遵循“社会效用最大化”逻辑。与农村市场化转型过程相联系，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消费伦理迅速蔓延至乔村，造成农户间在宣示型消费中相互攀比竞争，使宣示型消费水平逐渐成为村庄认同的基础，从而引起农户经济行为从“量入为出”向“量出为入”的转变，使宣示型消费成为发展型经济行为子系统的主导性力量。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发展型经济行为子系统对保障型经济行为子系统的挤压，造成其生产规模缩小和消费水平降低，仅维持在基本生活需求层面而无法提高。　　农户经济行为的转型可理解为国家权力与市场机制在互动演化中共同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引起其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国家权力通过制度变迁和社会动员两种方式嵌入农户经济行为系统，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供求机制、风险机制嵌入。国家与市场双重嵌入的结果是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农村市场化进程，推动农户经济生产重心的非农转化和宣示型消费的畸形拉高，并最终形成了宣示型消费对整个经济行为体系的主导。　　在理清国家市场双重嵌入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决定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西北农村“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加大农业投资，着力改善农村水利设施，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改变以个人为单位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方式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缓解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调;理顺工农业产品价格体系和农业补贴政策的关系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推动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专业化进程以实现农业组织化;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明、适度的消费观以理顺农户生产与消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