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幕交易在证券违法行为中的比例日益增多,执法机关在对内幕交易者进行行政处罚时对于违法行为的认定面临着诸多的困境,特别是在主观过错方面。2021年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新增了对主观过错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更多地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进行行政处罚时以适用主观归责为原则。所谓主观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只有客观违法行为但却没有主观方面的过错的话,则无需承担行政责任。为了呼应《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在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也要确立明确统一的归责原则,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究竟是适用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如果适用主观归责那么当事人主观要件应包含哪些要素?主观过错是否包含过失?如何解决信息泄露者责任缺失问题?具体归责方式是否随着主体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上述疑惑对执法机关如何公正合理地进行处罚产生了影响,故有必要对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的归责原则进行明确界定,并对该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为执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对2018-2021年证监会作出的174份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分析梳理,结合域外国家和组织的立法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包括绪论、结语等六个部分,其中主要内容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的理论进行梳理,系统地对归责原则基本概念进行阐释,对各个归责原则的适用环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为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的适用提供研究思路。在对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分析时发现实践中存在着适用不同归责原则进行处罚的案件,归责标准的不统一致使执法不公,故而有必要对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进行明确和统一。第二部分阐释了在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确立主观归责的必要性。确立主观归责不仅有法律依据提供支撑,也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公共利益和私权权益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个人意志在法律关系中也得以体现。第三部分对域外内幕交易归责原则进行分析和比较,为我国归责原则的具体适用提供经验。在内幕交易规制方面美国的三大归责理论推动和引导着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发展,为内幕交易的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参考和借鉴。第四部分针对主观归责在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的具体适用提出完善建议。有必要在主观过错方面对“利用”因素进行考量,并且不会加重执法机关的负担;主观过错的程度应包含过失,但需要限定范围;结合美国相对成熟的理论,在对信息泄露者的责任认定方面适用“信息泄露理论”;对信息内部人适用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证明方式,对信息接受者适用推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