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决策(Moral decision-making)是指当面临多种可能的行为途径选择时,个体在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指导下根据自我价值导向作出最优选择的过程。它通常会涉及到“维护自我利益”与“阻止对他人的伤害”之间的两难权衡,并诱发强烈的认知冲突和情绪反应。根据前人的研究,当决策对象与自我的关联程度不同时(即自我相关性,self-relevance),个体在道德决策中的行为和神经反应也会不同。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行为测量、主观报告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通过3个研究、6个ERPs实验来系统考察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并探讨外在的决策风险和内在的共情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帮助和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的变异及其神经机制。实验1采用经典的情境启动范式,探讨不同程度的自我相关性对帮助情境下道德决策中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与朋友和熟人相比,被试对陌生人做出了更少的帮助选择,且决策时间更长,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倾向”。而且,在早期的道德直觉阶段,个体在不同程度的自我相关性条件下的帮助决策所诱发的N1无显著差异;然而,在情绪阶段,涉及陌生人的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认知冲突和负性情绪反应有关的P260;且在晚期的认知阶段,还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道德评价和认知推理有关的LPP(300-450 ms)。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出现在朋友和熟人条件之间。实验2采用了新颖的“电击-获利”任务,让被试在一系列涉及不同数量的电击伤害与不同数量的金钱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观察被试在伤害情境下是否愿意为了额外的金钱收益去主动电击不同程度的自我相关性他人。实验结果发现,与电击自我相比,被试更愿意放弃额外的自我收益而对朋友和陌生人做出更少的电击选择,且决策时间更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他倾向”。而且,在N1上,高电击强度比低电击强度下的波幅更负;在P260上和LPP(300-450ms)上,涉及陌生人的电击决策比朋友和熟人的波幅均更大,而朋友和熟人之间的无显著差异。然而,行为选择和神经反应上的这种差异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加而逐渐消失了。实验3同样采用情境启动范式,先呈现决策的风险水平,然后让被试完成道德决策任务,考察外在的决策风险在自我相关性对帮助情境下道德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发现,与低风险水平相比,被试在高风险水平下选择帮助的比例更高,决策时间更慢。被试对朋友的帮助选择要显著高于对熟人的,且对熟人的也显著高于对陌生人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倾向”。而且,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被试对熟人的帮助决策消耗了更长的时间,并分别在情绪反应和认知推理阶段诱发了更大波幅的P260和LPP(300-450 ms),表现出一种有趣的“熟人效应”。然而,决策时间和神经反应上的这种差异在高风险水平下却消失了。实验4同样采用“电击-获利”任务考察自我相关性与决策风险对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中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与低风险水平相比,被试在高风险水平下选择电击的比例更低,决策时间更慢。被试对朋友的电击选择要显著低于对熟人的,且对熟人的也显著低于对陌生人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倾向”。而且,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被试对熟人的电击决策消耗了更长的时间,并分别在情绪反应和认知推理阶段诱发了更大波幅的P260和LPP(300-450 ms),表现出一种有趣的“熟人效应”。然而,决策时间和神经反应上的这种差异在高风险水平下却消失了。实验5继续采用情境启动范式,考察了决策者的共情能力在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交互影响下道德决策中的调节作用。实验发现,与低共情个体相比,高共情个体做出了更多的帮助选择。而且,低共情个体在低风险水平下的帮助选择仍然表现出与实验3相似的“利己倾向”,且决策时间和神经反应(P260和LPP)上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熟人效应”,但在高风险水平下减弱或消失了。然而,高共情个体的道德决策并未受到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的共同调节。实验6继续采用“电击-获利”任务,考察决策者的共情能力在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交互影响下道德决策中的调节作用。实验发现,与低共情个体相比,高共情个体做出了更少的电击选择。而且,低共情个体在低风险水平下的电击选择仍然表现出了与实验4相似的“利己倾向”,且决策时间和神经反应(P260和LPP)上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熟人效应”,但在高风险水平下消失了。然而,高共情个体的道德决策同样并未受到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情境与自我的相关性越高,道德决策中诱发的认知冲突和情绪反应就会越弱,且该冲突就会被更有效的解决。外在的决策风险会通过声誉维护机制来抑制个体做出利己的道德选择,并减弱不同程度的自我相关性决策诱发的情绪反应和认知冲突,且决策风险的这种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道德决策的早中期的情绪过程和晚期的认知过程。高、低共情能力个体的道德决策在行为选择、主观报告和神经反应上表现出了显著差异。与低共情个体相比,高共情个体表现出了更少的利己性道德选择,且消耗了更少的情绪和认知成本来解决道德冲突。而低共情个体在低风险水平下对熟人的道德决策消耗了更多的情绪和认知成本,并受到了外在决策风险水平的影响。总之,帮助和伤害情境下的道德决策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存在着变化,“道德决策的情境模型”的构建有助于理清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