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1978-201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大于9%,但这一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要素投入式增长,是以消耗人口红利、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为代价,最终,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使中国资源配资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失衡、环境破坏严重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发突出。而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上述问题,相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也能反映出以技术创新和效率进步为支撑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越来越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逐渐由“制造大国”向“服务大国”转型,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4.6%提升至2018年的59.7%,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第三产业中又以生产性服务业的表现最为出色,其为各类生产活动提供专业化服务,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的发展也因此备受关注。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城市群建设在中国越来越成为打破行政壁垒,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为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劳动分工理论、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在城市和城市群层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梳理国内外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群的相关研究;二是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三是在城市和城市群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四是采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城市和十大城市群层面进行实证分析,并依据城市特征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门槛检验。得出主要结论:(1)全国城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拐点左侧,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加深,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集聚程度提高至拐点右侧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加深会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倒U型曲线拐点值为8.6389%,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仍处于拐点左侧,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作用于技术变化来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TFP分解项的关系检验中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效率变化呈正U型关系;与技术变化呈倒U型关系;对规模变化暂无显著影响。且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由技术变化决定,而非效率变化和规模变化。(3)城市群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差异化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城市群中仍表现为倒U型关系,且二者倒U型曲线的拐点在此类城市群中的排序为:京津冀城市群(10.2982%)>长江中游城市群(6.1008%)>长江三角洲城市群(4.8205%)>珠三角城市群(1.9107%)>山东半岛城市群(0.2561%),其中仅山东半岛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跨过拐点,前四个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均处于拐点左侧,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在辽中南城市群的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未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表现出显著影响。(4)城市特征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城市规模、城市信息化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双门槛效应。且城市规模、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城市特征变量,均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出现“类倒U型”关系。最后,依据本文研究结论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2)加强产业融合,推动产业集聚效应发挥。(3)控制集聚规模,合理规划城市群产业布局。(4)匹配城市特征,制定适宜产业集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