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她继承了第一浪潮女权主义要求政治平等权利的诉求,特别是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的诉求。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英国19世纪前半叶,英国妇女接受的是限制女性自由发展的“消极教育”,这是一种以培养“女性的魅力”为目标,是教导女性以结婚为职业的教育。她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妇女需要就业权,经济保障是女性取得独立地位的坚实物质基础。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她把战争的根源归结于父权制的价值观。伍尔夫尖锐地指出父权制的价值观念:进攻欲、奴役欲、占有欲导致独裁与战争。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她对爱国主义进行了反思,在她看来在当时的英国女性与男性的地位严重不平等,战争是男性意志的国家引起的却要求女性承担战争的义务是不平等的。伍尔夫坚决反对妇女参加战争。她说:“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女人,我不需要祖国。作为女人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她明确女性要做战争的“局外人”,对战争采取超然的态度。提出了不同与男性价值观的女性局外人的价值观。伍尔夫诗学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一是作为一个女性阅读意味着她是一位抵抗的读者,她要揭露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虚假之处;二是追寻女性文学传统,追溯女性文学的历史;三是主张写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女同性恋文学;四是写出不同与男性的适合女性的句子;以上这些方面被波伏娃和“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所继承。五是伍尔夫提出了引起争论的“双性同体”观念。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要解决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性别与创造力的问题,二是性别问题。伍尔夫认为具有“双性同体”头脑的人物最具有创造力。因为,“双性同体”状态指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双性同体”状态是心境的自由、头脑的宁静;“双性同体”状态是男性意识、女性意识的交流、融合。在性别问题上,伍尔夫“双性同体”的观点消解了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性别观念,提出了建构的自我选择的性别建构观点。她的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女权主义那里引起了争议。波伏娃虽然继承了伍尔夫性别建构观点,正式提出“社会性别”概念,但是在对待女性写作态度上她仍然以男性作品为标准来衡量女性作品。消沃尔特认为“双性同体”观念是单性的、男性的,是伍尔夫压抑自我的女性气质的产物。而法国学派则认为“双性同体”是鼓励性别差异的。在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那里“双性同体”进而转变成更为激进的“性别表演理论”。从对世界女权主义的影响来看,伍尔夫指出了父权制下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与女性的价值观并不总是一致的。在经验上看,女性更加注重关怀、也更热爱和平。但是,伍尔夫的观点只是局限于性别视角而忽略了阶级、种族、民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她们一方面指出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指出民族主义在提供妇女出路的同时也限定了妇女的地位和功能。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妇女的和平联盟可以为全球化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后殖民主义者超越了伍尔夫的“局外人”意识,提出了全世界妇女联合起来的可能性。如斯皮瓦克认为全世界妇女可以建立“策略”上的联合,伊瓦—戴维斯提出了“横向的联合”的策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同中国话语中的“阴阳和谐”说有相通之处,又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确立的法律地位上的“男女平等”的现实,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便提出了“双性和谐”这一话语。“超性别写作”写作是作家陈染提出的,是伍尔夫“双性同体”中国语境的另一种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