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拐卖儿童现象历史久远。在过去较长时期,大众不认为拐卖儿童是犯罪行为,而仅视其为“传统”。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的发展趋于集团化、高科技化、暴力化,增添了犯罪打击难度,也让更多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之痛,拐卖犯罪已成为我国社会一大痛点。早前由于拐卖儿童犯罪现象的社会复杂性以及样本数据和案例难以获取,已有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多是从宏观尺度对犯罪问题展开讨论,对于我国拐卖儿童犯罪重点地区和关键群体的研究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聚焦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热点源区省域云南,基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采集挖掘被拐儿童的时空和文本信息,结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资料、网络问卷调查数据、《等着我》节目的视频文本资料、有关新闻报道、云南省各地级市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及社会公报资料等多源数据,借助质性分析、数理统计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方法,探究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和形成原因,针对典型案例研究受害人的生命历程轨迹变迁与回归制约因素,并从推拉理论、犯罪场地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多理论整合视角,探索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形成机制及防控对策。主要结论如下:（1）时间演变特征: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年际变化呈现较强的集中波动性,犯罪数量消长与户籍改革制度、计划生育政策、打击拐卖犯罪力度等密切相关;犯罪年内变化呈现3月、10月高发;周内变化以星期日为最,周内间歇性作案;总体上看,犯罪时间变化受地区气候条件、开学季、节假日、寒暑假等的影响明显。（2）空间分布特征: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在市域尺度上呈现自云南省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特征,热点市域为曲靖、昆明和昭通市,无冷点市域;县域尺度上呈现出自昆明市官渡区向四周递减式扩散,东部扩散速率较快且犯罪总量较高;拐卖路径上以云南省为源区,拐至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男女童拐卖路径基本一致,但在拐卖数量上存在空间分异。（3）多维度犯罪特征:（1）发生地维度:拐卖儿童犯罪发生地点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居住场所,其次为路口、农贸市场、公园等开放式公共场所,最后是封闭式公共场所。（2）受害者维度:拐卖儿童犯罪高发于1-6岁和7-13岁人群,且以男童为主体;从一个乡村家庭拐卖到另一个乡村家庭是主要的拐卖城乡迁移路径;被拐时长上,女童长于男童,找回概率整体上受地理环境、空间距离、民族文化和语言等因素制约。（3）犯罪者维度:犯罪者年龄结构趋于低龄化,男性多于女性,女性犯罪者文化水平相对较低。（4）收买方维度:收买方和中介方的人员构成存在地缘性、亲缘性和团体性的特征,买方市场的非法需求以强迫收养型拐卖和强迫婚姻型拐卖为主。（4）生命历程特征:（1）被拐去向上,女童主要为被收养、卖做人妻或童养媳,男童多为被收养;拐出家庭大多结构或功能不完整,如存在家庭贫困、子女众多、父母外出务工忙碌、孩子由留守老人照顾、子女有残疾、家人有疾病、家庭不和谐等多种复杂情况。（2）拐卖事件对受害者生命历程轨迹变迁的重要影响包括地理位置变迁、生命周期变迁、非恰当角色变迁以及身心创伤等。（3）拐卖事件对受害者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生命轨迹、生活轨迹、人生发展路径及个人价值体现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5）形成机制及防控对策:基于上述分析,综合运用推拉理论、犯罪场地理论、社会解组理论、日常活动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等,从历史、现实和个体因素三个层面探析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形成演化综合机制,最后基于制度性失范理论提出遏制云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四个防控途径,强调个人责任和集体义务,增强社会以及自我控制,以此来降低犯罪率、减少犯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