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犯罪主要侵害妇女和儿童,是三大世界性犯罪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着较长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拐卖犯罪于20世纪60年代基本绝迹。20世纪80年代拐卖犯罪死灰复燃,且日渐猖獗。相对于妇女,儿童更为弱势,更易受到侵害,且侵害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值得重点关注。目前对于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定性分析。拐卖儿童犯罪具有拐出、中转、拐入等空间移动过程及属性特征,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上的限制,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视角开展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在我国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本文基于网络平台获取数据构建拐卖儿童犯罪数据库,借助犯罪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从宏观视角解析我国拐卖儿童犯罪受害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异与演化特征以及犯罪发生的原因与影响机制,进而提出拐卖儿童犯罪的防控对策与建议。得出的主要认识如下:(1)社会人口学特征。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受害者,拐卖去向以收养为主,因此呈现低龄化特征,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不同年龄段存在差异,新生儿及婴儿期和青春期女童较多,幼儿及学龄前期和学龄期阶段男童较多。(2)时间特征。①在年变化上,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案发数量随着年份增加呈现波动变化,基本呈现两个倒U型的变化态势,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案发数量最多,这不仅与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实施力度有关,还与公安部门的打击力度有关。②在月份变化上,拐卖儿童犯罪以5、6、7、8、10月份为犯罪高峰期,1、2、9、11、12则为犯罪低发期,推测与气候等相关。(3)空间特征。①空间总体分布特征,拐卖儿童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呈现“西部拐出,中东部拐入”的空间分布格局,拐出的主体区域位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四川、贵州与云南3省,拐入的主体区域则主要位于华中、华东与华南地区,主要是河南、河北、山东、广东与福建5省;探索性分析表明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集聚分布,存在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高犯罪地区倾向与高犯罪地区集聚,低犯罪地区倾向与低犯罪地区集聚,。②场流特征,我国拐卖儿童犯罪呈现“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三大犯罪场之间存在两大犯罪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从云贵川拐出到闽粤和冀鲁豫地区形成南北两条线路,北线经过陕西、南线经过广西形成一定的附带流,广东、福建和河南3省则明显存在回流。③空间演化特征,在1970-2014年间,拐出儿童犯罪高犯罪地区大致呈现从“一片”(四川)到“连片”(川+贵),再到“一大一小两片”(川+贵+云,粤),最后到“三小片”(贵,粤,豫)的总体演进态势,拐入侧儿童犯罪的高犯罪地区则呈现华北华南片区“南北两片”分化态势。马尔科夫矩阵显示拐出侧和拐入侧均以低等级和高等级的省份数量最多,中高等级和中低等级的省份数量则较少,可见二者在省域分布上均呈现两极化发展,四个等级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转化,低等级和高等级的省份向其他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拐入侧高犯罪地区与低犯罪地区等级变化相对稳定,犯罪的等级空间分布状况拐入侧要稳定于拐出侧。④空间差异特征,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分布不管是省际之间还是区域之间都存在差异,拐出侧的省际差异较小,主要由地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拐入侧的省际差异较大,主要是由地区内部的差异所造成的,且拐入侧的省际差异、地带间差异及地带内部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波动平缓;而拐出侧的省际差异、地带间差异及地带内部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波动较为剧烈,说明与拐出侧儿童犯罪的空间分布相比,拐入侧要更加稳定,同样更具有区域特定性,也就是“买方”较为稳定,而拐出侧就是“卖方”则波动较大。(4)发生原因与影响机制。以灰色关联度与相关系数对拐卖犯罪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拐出侧的重要原因是贫穷、经济收入低,而影响拐入侧的重要原因则是严格的生育政策和落后的生育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的迁移流动,拐卖儿童犯罪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改变,拐出侧犯罪区域扩散化,拐入侧犯罪区域向经济发达区域倾斜。(5)对策与建议。基于以上分析,并在相关犯罪理论的指导下,分别从法律、社会、预防三个方面提出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防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