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更是将绿色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中国是工业大国,却不是工业强国。长期以来,我国工业面临着发展方式粗放、技术创新不足以及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难题。“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耗。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承载着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是解决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路径。环境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在地方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环境污染与官员政绩考核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以牺牲资源、环境换取经济绩效,从而导致了环境恶化。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家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环境绩效考核约束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施政重心,激励地方干部积极推进环境治理工作。面对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转变,地方政府的反映是公开制定环境目标约束,将污染物减排作为任期内的一项重点工作。从理论上来看,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内的污染排放和工业生产造成一定冲击,从而可能影响工业绿色发展。为此,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相应目标约束体制下,探究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为选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一、理论分析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呈现逐步提高与“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递减的双重态势。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和环境规制政策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提高了环境规制强度,并通过成本效应、技术效应与倒逼效应三条路径影响工业绿色发展。二、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1）本文采用SBM-GML指数测算了2004-2015年我国269个地级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量化了各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2）本文利用多期DID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并从变换测度方法、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运用PSM-DID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3）从城市行政等级、工业化阶段、官员禀赋、环保约束强度等方面考察了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和处于重工业化、轻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的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年轻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官员能够更加积极地推进环境治理和工业绿色发展;低环保约束强度城市的工业绿色发展效应更显著。（4）本文从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治理成本、技术创新和财政支出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通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偏好等路径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三、为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下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科学制定环境绩效考核强度,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2）建立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目标约束;（3）加强政府配套措施引导,以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拓宽了环境政策影响工业发展的研究视角。基于目标约束与官员晋升激励双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内在动力及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2）多方位地考察了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城市行政等级、工业化进程、官员禀赋、环保约束强度四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效应。（3）扩展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范围。运用SBM-GML指数更为科学地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