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各种传统能源不断消耗,资源日益稀缺,各国纷纷打出绿色发展、绿色创新口号。绿色创新不仅能够缓解能源危机,还是经济又好又快健康发展的核心源泉。我国为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了可交易排污权等激励型环境政策,期望通过这一政策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激励绿色创新的效果。“波特假说”作为我国构建可交易排放权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基于完美市场制度前提,但我国作为一个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环境、市场化等存在差异,可交易排污权是否仍能发挥作用,对绿色创新起到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选取了2004-2017年涵盖全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绿色专利为核心解释变量,使用了双重差分及三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可交易排污权对绿色创新影响效应。再从理论分析出发,验证了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引入了制度环境指数以及市场化程度指数,探究两者对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通过倾向匹配得分法和双重差分法结合来对实验结果做稳健性检验,验证可交易排污权对绿色创新激励的影响效果,接着通过经济带对可交易排污权试点进行划分,探究不同的经济地带对可交易排污权的绿色创新激励的异质性作用,最后做了推广论证,验证可交易排污权是否真正做到环境保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1）可交易排污权制度对绿色创新有显著影响,能够起到激励绿色创新的作用。（2）可交易排污权制度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中介效应作用。（3）在制度环境更完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交易排污权对绿色创新激励的正向促进影响效果更加显著,这两者起到了调节效应作用。（4）不同经济带可交易排污权机制对绿色创新激励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在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作用下,东部经济带对绿色创新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其余两地不显著。（5）可交易排污权对二氧化硫有减排效果,政策效果显著,是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同时,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1）完善制度建设,确立可排污权制度法律地位。（2）政府建立绿色创新绩效考核,加大对绿色创新宣传。（3）根据各区域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差异,有序梯度化进行排污权试点开展工作。（4）加大对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重视程度,加大经费投入。（5）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绿色发展道路。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上探究了可交易排污权机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产业结构化对其的中介效应影响,制度环境与市场化程度对其的调节效应影响,拓展了研究角度。通过对排污权交易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结论建议,对于此后的排污权交易的政策与实践提供启示,有一定实用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