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现在流行于国际关系学家之间。约瑟夫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胁迫等硬实力而言的，指通过说服和吸引等方式达到目的。邓小平主席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和军费支出国，也正是在这一期间，“软实力”概念被引入中国。这一巨大和快速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政要们特别的兴趣。在一段时间内，不同的问题被争论，其中有大量的是关于中国的未来及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将修改国际秩序，成为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而这一新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是否会成为修正主义强国。快速的经济和军事发展、南海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都加速了“中国威胁论”这一综合征的发展。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认为，想要解答“中国威胁论”，需从“软实力”战略人手。中国的“软实力”并不是约瑟夫关于“软实力”所定义中的作为进攻工具，而是作为防御工具，旨在提高中国的世界形象。关于“软实力”，在中国有不同的流派，其中文化流派成为了主旋律。胡锦涛主席曾指出，中国需要：提高作为国家“软实力”组成部分中的文化，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为此提出了多种政策，举其中最为有名的孔子学院为例，从2004年起，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有超过500个。孔子学院通常是相当于语言和文化推广协会，如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法国的法语联盟。孔子学院“提供有关中国文化的学习课程和项目以及介绍”。
　　这个框架中的一个主要也是重要的政策被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指中国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同时以其自身的发展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北京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通过“公众外交”来提升其在国家间，尤其是国际公众眼中的形象。这种类型的外交是“通过与国家民众间直接联系的过程来追求利益以及扩大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本文将表明，公众外交会通过积极的事件来进行，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但同时也会在一些消极事件中反应，如2008年毒婴儿奶粉的丑闻。
　　为了理解这些政策，“软实力”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特别是关乎国家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构成主义被用作理论框架。构成主义者声称，活动者的利益是由其在社会中所建构的身份形成的。这些利益会随着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导致的身份的转变而变化。一些理念，如正义、荣誉或是这里所提及的“软实力”及国家形象，都被赛尔称之为“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并不是实质性的现实，而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它的存在而存在，这也意味着如果人类消失了，社会事实也会随之消失。北京想要通过“软实力”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本文侧重于理解“软实力”中的文化流派以及它是如何通过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来提升国家形象的。本文以“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主席主政期间，‘软实力’是如何被用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这一问题为基础，同时以“中国的‘软实力’在提升国家形象中并未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这一假设为主要研究工具。
　　近来“软实力”的概念化和应用或许是低效的。不同的争议，如人权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或者南海争端都可能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
　　本文将通过研究孔子学院以及它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来探究“软实力”是否有效。
　　用于验证假说的资料主要起定性作用，然而为了支持论证，也将提供定量数据。多样化的参考资料对于理解关于“软实力”的两个主要观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来源于西方的参考资料对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理论是十分有帮助的，例如由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中国在海外的形象等：第二个是，来源于中国的参考资料将用于理解中国学者们对西方的一些概念和理论的概念化及中国化。文中的定性数据来源于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科学文献、书籍、官方出版物、报纸文章。共有两个访谈：其一，对郭定平教授的采访，曾担任诺丁汉市孔子学院的主任，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其二，对宋黎磊教授的采访，任上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定量数据来自于皮尤研究中心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汉办)官方网站，被用于评定中国的国际洞察力。访谈和定量数据用来支持本文的论证。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提供理论框架。该部分会对多种概念进行定义，如约瑟夫提出的“软实力”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概念，如“中国威胁论”，“和平崛起”这样一些官方政策的解释等。第二部分侧重于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其作用及对其的评价。第三部分将致力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媒体的影响，中国形象的演变和中国管理国际形象的方法及其交流。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提供理论框架。
　　以上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发展出了自己对“软实力”的定义。首先，如约瑟夫对“软实力”的定义，中国将其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但同时也作为国内政策工具。中国将“软实力”作为防御工具，用以提高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北京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经济上的“软实力”，即巨大的市场和商业潜能，另一方面是其五千年的文化，这一文化拥有着巨大的潜能。历代“软实力”的古老传统表明，中国早在古时就已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中国威胁论”综合征。学者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地位有着各种不同的推测，尤其在西方国家，他们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从地区性的强国发展成为霸权国家。中国则通过多种政策及论述来回击“中国危胁论”，试图消除这种消极形象的猜测。例如和平发展的论述，表明中国经济及军事的快速发展并不会成为世界和谐与稳定的威胁因素。再例如多种政策的制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孔子学院。本文第二部分将重点研究孔子学院的功能及对其的评论。如同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孔子学院旨在通过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来提升国际形象。然而，孔子学院一般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之类的教育机构里，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语言与文化推广组织。而这一主要区别成为了批评言论的核心内容。一个具有极强政治性的协会却下设于大学这样一个号称不关心政治的机构内部，这一点降低了孔子学院政治上的有效性。因此，批评者指出这会造成审查制度干涉学术自由的可能性。不同的争论被提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布拉加事件：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在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开幕典礼上要求主办方将会议手册上第59页撕掉。然而，世界各地的学院与课程的发展仍很迅速。媒体对这些学院的报道已经有了些微的偏见。造成所谓的审查制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原因有三：第一，由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数量众多，汉办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第二，因汉办提供的低质量的书籍迫使教授们适用其他的书籍从而导致北京孔子学院未能实现其设想中的宣传效果：第三，与之合作的大学能自由的停止合作并关闭设于其下的孔子学院，因此汉办不得不释放施加于审查制度的压力。然而，对于大学来说，汉办的吸引力在于其巨大的融资。汉办帮助这些大学改善它们的中文系，甚至帮助一些没有足够资金能力的大学创办中文系。这一融资优势可以被用来施压于东道主大学，甚至可以使得它们不再轻易违背双方之间的合作契约。
　　第三部分将致力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演变。
　　媒体的影响力表明，它可以通过选题的设定从而偏袒性地操纵一个国家的形象。例如，2009年，达赖喇嘛被取消了在悉尼大学的演讲，据报道称是因受到了汉办的施压。但是大多数主流媒体并没有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多个大学的孔子学院做的演讲，如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牛津)，这里自2007年就已创办了孔子学院。
　　通过公众外交，北京在投资几百万于国际电视、广播和新闻报纸之后已经提升了其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北京的公众外交有其自身的特质。第一，如同中国的“软实力”，北京的公众外交被用作防御工具，不同的是，同时因其昂贵的中国媒体传播而用作进攻性工具：第二，北京认为国家机关应当领导公众外交，非国家行为者应追随政府方针。第三，北京将公众外交概念化为是与外交政策密切联系的，且在外交政策中，国内外规模是公众外交不可分割的因素。因此，这使中国用同一种方式对待国内外受众的情况变得模棱两可(即毒奶粉事件的涉案人员被处以死刑，同时减弱了公众外交的影响。此外，缺乏经验也削弱了中国的公众外交。自中国政府吸收了公众外交概念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学习机会。例如，2008年夏季奥运会就是现代中国作为国际焦点的第一个积极事件。北京将这次奥运会作为进行公众外交的一次很好的机会。凭借巨大的融资，中国有机会通过向世界展示其已有的变化以及有能力成就伟大事业来回应存在的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然而，就在同一年，尽管关于毒奶粉事件的处理方式比之前对争议的处理方式要有进步，但是在强有力的演讲之后却缺乏行动，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负面形象。此时仍然经验不足的北京已从其错误中得到了学习，下一个即将在中国举办的重要事件，即2022年冬季奥运会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展现其“软实力”及公共外交政策演变的机会。
　　中国也将展示其文化外交，这是侧重于文化交流的公众外交的一个分支。文化外交是另一种视角。然而，本文通过一些非文化事件，如毒婴儿奶粉事件，来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途径。胡锦涛主席在任的期间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软实力”发展的繁荣时期。本文对其他的时期也有研究，如中国古代时期，但是胡锦涛主席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转折点。自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更加关注其在国际上的形象，了解到早期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可能会有助于预测北京机制未来的发展。北京接受的不同的挑战对其未来形象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对中国来说，更加富有经验地面对国际公众以及发展其“软实力”来应对国际社会，都只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