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其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懂农活、没有务农经历,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并不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退路,由于其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我们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村移民”。受城乡户籍政策限制,农民制度身份使其无法享有迁入地城市居民的权利与福利,仅为城市社会的暂居者。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劳动力与资金外流,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使得农村成为新生代农村移民不愿回、回不去的家乡。他们与城乡社会关系的改变,引发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两种结构性力量交互作用下的污名化问题。尽管城市社会政府、主流媒体开始对他们进行一定限度内的接纳,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开展社会融合的行为实践;但城市社会（社区、企业、学校）管理者与城市居民群体因公共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威胁、资源竞争,而对他们进行社会排斥,由此引发新生代农村移民污名化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本文旨在考察城市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村移民的污名化问题,即污名化如何成为新生代农村移民社会融合的焦点?污名化如何产生、如何运作?新生代农村移民又是如何加以应对?信息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作用?为此,本研究以YX城中村的新生代农村移民为个案,综合采用田野调查、网络民族志方法展开线上线下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动态考察社会信息传播中新生代农村移民的污名化生产、运作过程,及其应对污名化的信息实践,以此勾勒新生代农村移民在城市社会的污名化图景,揭示污名化的内在机理与深层机制。本文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村移民的污名化是建构的、变迁的,并不因群体本身存在的任何特质来决定,而是社会污名信息生产、传播、互动的结果,既面临着政策变革、资源分配的制度结构限制,又受特定社会情境下污名主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较量。表现在:污名化生产的关键在于差异建构,“标准”建立下通过信息策略进行新生代农村移民群体的负面性差异生产,并在污名信息传播中实现负面差异类型化,使新生代农村移民处于一种被建构的污名化劣势处境,从而使得污名主客体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得以合理化。政策、媒体、民间话语中的“标准”设定,为新生代农村移民群体负面性差异的生产提供合法化的信息资源。由于不同社会情境下污名主客体间权力关系的不同,引发不同的污名化问题及其生产规则。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经污名主客体关系界定、污名交互与再生产等信息的传播扩散,形成新生代农村移民群体负面差异的类型化,使得该群体的污名化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与观念。污名化运作的核心在于群体区隔,污名主体通过污名信息生产传播形成关于新生代农村移民的共识性歧视,并在不同的污名化情境中展开污名信息互动以建构群体间的边界,经新生代农村移民污名信息内化,以此强化巩固城市社会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现阶层再生产。由于教育问题是新生代农村移民在城市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两种力量作用下的突出显现,所以本部分结合他们随迁子女就近入读城市公立中小学污名化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在利益威胁中运用恶化教育环境、放大素质威胁、凸显地位优越等信息策略进行污名信息生产,以保持群体社会地位的优势。家庭、学校、公益活动的污名化情境中,不同污名主客体间通过权力关系运作将随迁子女进行乡下人、差等生、关爱对象的类属化,形成“我们”与“他们”的群体边界。社会交往的区隔与污名信息反复灌输,使得随迁子女逐渐将污名信息内化,最终踏上阶层再生产之路而非向上社会流动,实现污名信息建构社会现实的强大力量。污名化应对,聚焦于新生代农村移民能动性地使用ICT展开信息实践,带来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主体身份的转变,成为城市社会信息建设中的新景观。ICT的虚拟空间与关系连接为新生代农村移民多样化的城市生活提供可能。在现实社会污名化情境下,新生代农村移民主要通过编织草根社会关系网络,能动地调用血缘地缘关系、朋友关系来进行污名化应对。而媒介空间中,新生代农村移民则是积极开展短视频实践,进行身体的社会化表演与身份话语生产,以此产生草根文化,重塑主体身份意义。YX城中村新生代农村移民的污名化现象,尽管只是一个个案,但个案所透视的是整个新生代农村移民群体在城市生存发展中所遭遇的污名化问题。本研究从中提取出一个由微观“标准—差异”到宏观“权力再生产”的污名化机制,并进行污名主客体的污名化、祛污名的双向考察,为理解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提供新视角。在这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者通过污名信息生产维持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实现社会控制;城市居民通过污名信息传播互动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村移民则遵循污名发展轨迹,陷入群体贫困的困境。虽然新生代农村移民也通过积极开展信息实践来应对污名化,但污名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未真正消除,须以微观层面负面差异消除与宏观层面户籍制度改革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