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总结历史、面对现实，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问题，而是要引进怎样的FDI，引进的FDI其经济增长效应究竟如何的问题。二十一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引进FDI的最重要区域，研究FDI在这一区域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这一区域利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引进和利用FDI都有着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FDI的区位选择理论及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理论的文献考证入手，借鉴长三角地区FDI问题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运用邓宁的OLI模型及综合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关于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观点，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及经济增长效应问题展开分析。首先，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区位变动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其次，从产业集聚理论视角出发，构筑了次国家层面的FDI区位选择模型，以分析长三角地区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再次，从FDI的资本形成作用、直接经济增长作用、生产率溢出效应、对外贸易效应等方面，展开FDI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作刚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从FDI的就业及城市化效应角度，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有关政策启示，并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引进和利用FDI问题进行了一定战略思考。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1980年代中期以来，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引进FDI所占全国比重呈现此消彼涨态势；FDI在长三角地区16城市间的区位变动，由集中趋向平衡分散，但比较GDP和人口等的分布，这一地区FDI的集中度仍属较高。第二，长三角地区FDI流入与地方专业化指数等产业集聚因素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以江苏为例)；FDI在16城市间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和FDI前期累积等产业集聚因素。第三，长三角地区FDI具有资本“挤入”效应，对16城市间的经济增速差距起到收敛作用，并且FDI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不过作用力度小于国内投资和劳动力等因素。第四，长三角地区FDI的产业结构，对促成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及提升江苏通信产品等行业形成地方优势产业具有积极影响；FDI对江苏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行业内生产率溢出效应，对浙江和上海工业领域内资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不显著。第五，长三角地区FDI对对外贸易起到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对上海与其主要FDI来源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也起积极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FDI与对外贸易间是互补关系。第六，长三角地区外资企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但FDI存量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一定负向关系，FDI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FDI对长三角地区吸引人口入迁的作用不显著，但对人口非农化存在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并且FDI对促成上海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意义重大。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启示在于，第一，以利用FDI的总量规模和经济增长效应相结合的标准看，长三角地区仍可继续扩大利用FDI的规模，但要注意从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营造产业集聚态势等方面入手，促进FDI在这一地区内部更合理的空间分布。第二，引导FDI采用先进技术，促使FDI更多的并购内资企业，以提升长三角地区FDI的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生及产率溢出效应。第三，对技术含量不高FDI的进入在政策方面应有所限制，鼓励相关行业内资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削减FDI对长三角地区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引进和利用FDI的现状分析和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本研究进一步对长三角地区未来引进和利用FDI做出了战略思考。第一，从国家竞争力高度看待长三角地区引进FDI和提高FDI利用效率的重要性。第二，建立长三角地区统一平台基础上引进和利用FDI的分工协作机制。第三，遵守WTO公正透明原则，逐步削减对FDI的超国民待遇，为国内资本在长三角地区投资创造更加公平的政策环境。